我多想裁一截春光,握作手中的尺度,用它去丈量迷漫的生旅和思想的幽深。春,领四季之先,比随后到的夏秋冬更受人宠爱。它的明丽、温馨与柔曼总能穿透心间的忧郁,把欢快的种子播在人心,而萌芽吐翠长出的是一片希望,一片涣漫在视野和胸臆的美好。
在人们的生活中,有的人始终生活在昨天,他们以回忆为天堂,整日陶醉在永远不会成为过去的好时光,但是,滋生这种回忆的内核却是对当下的心灰意冷;有的始终生活在明天,他们以向往做旗帜,目光一直翻山越岭的前瞻,但是,这类人不伴之脚踏实地的奋斗,便只是一个梦想的放牧者。若允许去头去尾,也许应该选取今天。显然,过去与未来都显得遥远又飘渺,手再长抓不牢,脚再长靠不近,与其泡在失落惆怅的苦水中折磨自己,沉醉在虚幻的期许中娱乐自己,不如抓住一个稍纵即逝的分秒。是啊,一个人,一个有清醒头脑的人,应该会明白生命只有一世,来生与往事其实连真假都捉摸不透,要找回或预定过去与未来的席位是那么的无定准,那么的靠不住。一个智者永远有适度的警觉,今天在流逝,每一个一去不复返的分秒皆是对金银财宝的无情否定,甚至还带着几分嘲弄。
每一个人对世界的认知,都需要以阅读、阅人、阅事和阅世作铺垫,都需要有一个过程,并要得出一个正确的答案,还需要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付诸一套正确的步骤。由于世界、世人、世事、世路的复杂性与多变性,有谁可以夸口他能够永远正确,能够不与错误打照面?青少年时代,阅读励志小说《红岩》,对狱中革命志士悼念烈士龙光章的一幅挽联印象很深:“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作千秋雄鬼,死不还家!”字句间,蕴涵了革命者的高尚气节、悲壮气概、宏阔襟怀。最近,翻阅一册《中华对联》,才知道这副对联不是罗广斌、杨益言的原创,是借用。这副对联的创制者是谁呢?是鲁迅,他惊闻瞿秋白英勇就义,悲愤万分,挥笔写下这幅挽联。在瞿秋白生前,鲁迅还撰写了一幅对联赠他:“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两幅以自恃孤傲和看人苛刻著称的鲁迅所写的对联,足可见证瞿秋白在鲁迅心目中的分量之重远超常人的想象。
当今散文大家梁衡在其经典篇章《觅渡,觅渡,渡何处?》中,曾对在中国文化史上堪与鲁迅并肩齐顶的瞿秋白大生感慨,他写道:梁实秋在抗战岁月依旧大写闲文,左翼人士批评他持“抗战无关论”。梁实秋自辩,人在情急时固然可以操起菜刀杀人,但杀人不是菜刀的使命,他依然埋头一心弄纯文学,独自担纲译完了《莎士比亚全集》,堪称成绩不小。而瞿秋白情急之中操起菜刀去救国救民,甚至连自己的珠玉之身也扑上去了……。瞿秋白从容就义时才36岁,如果他选择留得青山来养柴的做法,或许成就超过不少声名赫赫者10倍。可是,瞿秋白选择了赴救国拯民的险路,把生时富贵、身后誉声淡淡而优雅地丢在了一旁,作了了一个死不还家的雄鬼。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瞿秋白并不蠢,他懂得珍惜,他更懂得放弃,一种舍生取义的境界,让百代后生肃然起敬。
春来了,这是生发的季节。在春光中,人可以思考一个短暂与永恒缠绕的哲学命题。在多变量、多偶然的生命年岁间,有那么多 “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 的龌龊者,总是绞尽脑汁利用公权力牟取私利,他们视自己为诸葛亮,视百姓为阿斗,试图借助看似正确的形式和程序去求解错误的结果,让“公“字号旗帜成了掩盖私欲、私货、私派系的遮羞布。其实,这类人不过是穿着类似透明的“皇帝的新衣”的舞者,当他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的瞬间,已经为一个肮脏的“成功”断送了自己的所有修行。臧克家在纪念鲁迅的名诗中,写下过掷地有声的句子:“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的人,他的下场可以看到;他活着为多数人更好活的人,群众把他抬举得很高,很高。”
新年的洪钟大吕发出了“振兴中华”的声浪,震撼人心,振奋人心。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扪心自问:“不曾辱没自己的生身之使命,尽到自己的时代之职责吗?”
原上草,会年年绿;驿站道,许人人走。蒋 涌/文
编辑:罗彬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