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岁的杨隆正是从西藏退伍后随妻子安家在自贡的成都人。2000年老伴去世后,生活陷入茫然:离开老家太久回去一切陌生格格不入;妻子娘家在自贡的亲戚也随着妻子的去世少有走动;惟一留在身边的小儿子年近40未娶工作且不固定,每天自顾不暇。万分孤独的老人从04年开始选择了深夜在市内热闹的夜宵场合卖花。
凌晨卖花人 看别人热闹生活排遣自己孤独
从04年至今,每天晚上挑着担子游走在汇东几个热闹的夜宵点卖盆栽花草是杨窿正的主要生活。站在自己装花的箩筐前,看着灯火通明处喝酒消夜的人群,杨大爷的表情很落寞。
破旧到表面皮层几乎完全脱落的甲克、布满皱纹的脸以及佝偻的背,令杨隆正与正在享受夜生活的光鲜人群相比,显得更加羸弱老迈与孤苦卑微。他投向灯火灿烂处的目光充满期待与畏缩,“这个老头天天晚上都要来这里站个把钟头。”人人乐加油站对面巷口烧烤摊的一个小工证实:杨窿正从不主动挑花到客人中间去兜售,除非有人喊他过去,否则都是远远的站的一边等着,没有多话。“有欺负他吼他的,也有可怜他买他花多给他钱的。多数时候都是站哈就挑起走了,卖出去的很少。”小工语带同情。
13日凌晨2点,挑着装花箩筐走走停停了8个多小时的杨隆正终于迎来他7年卖花生涯中最幸运的时刻,3个在丹桂小区大门口吃烧烤的年轻女子叫住了他,没有讨价还价很干脆的卖了他7个小盆栽,共计168块钱。用枯瘦的手把钱一张张摩挲一遍之后,杨隆正抖抖索索地把它们仔细按进栓在腰上的小布袋里。“今天生意最好了”他不禁喃喃自语。
接近凌晨3点,成为杨隆正“大买主”的3个年轻女子吃罢消夜已经离开。杨隆正才慢慢弓身挑担回家。担子似乎很重,20米左右他得停下来歇片刻。“老了,身体不如从前了,没得力气了。”因为突如其来的“好生意”,令杨隆正格外兴奋,话也多起来。“当兵的时候我力气大得很,就是去前年都还可挑一两百斤走拢贡井。今年说不得行就不得行了,七八十斤都挑起恼火……”
身世 回不去的老家与被遗忘的生活
1934年生于成都金堂县的杨隆正,56年参军到西藏拉萨。据他讲,在西藏当兵的他曾经与印度打过仗、先后到西藏山南地区,林芝地区垦过荒。中途回成都探亲,经人介绍认识了自贡姑娘毛正芳并结婚。婚后,妻子随他到了在林芝垦荒团生活,直到1983年他复员。复员的时候,他选择了随妻子到自贡放弃了回成都。杨隆正分到自贡电筒厂当工人,妻子也随他进入电筒厂幼儿园做后勤打杂工作。“生活简简单单的,没得啥子波折得。”杨大爷说。生活真正的拐弯,从老伴生病去世开始。
“发病是1999年3月1号,死是2000年元月16号。”杨大爷对这两个日子的记忆可谓刻骨。除此之外记者提问的所有问题与时间,他都需要沉默、回忆再慢慢讲出。惟有这两个日子,他不假思索。杨大爷老伴死于肺癌,“原来啥子都是她做,家头整得很归一,我也没有这么劳累。我跟她生活穷但感情好,她死了后,我很恼火。”回忆起老伴,大爷眼中有温情闪烁。
老伴去世带走的不仅是家的完整,还有杨隆正对生活的从容。虽然每个月有1000多退休金,但随他一起生活儿子没有工作,两个不善家务和精细安排生活的男人时常捉襟见肘。生活上的艰难对原本勤俭的杨隆正还不算什么,“最恼火的是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杨隆正从参军离开成都金堂县至今,56年来仅回去两次,老家已经很陌生没有属于他的空间,与他当年相熟的童年玩伴和亲戚大多离世或搬迁,他回不去了。而随着妻子的去世,妻子娘家的亲戚渐渐也少有走动了,“没得事情去麻烦别个咋子嘛?各有各的事情忙,我不得去找哪个耍。”颇有自尊的杨隆正表示不愿意打扰去世老伴的娘家亲戚。
老伴在世的时候,一家四口人住在电筒厂提供的宿舍里,杨隆正和老伴最想的就是能给小儿子买套房子,让儿子能有房子结婚成家。终于实现这个心愿却是在老伴去世后3年。03年,杨隆正拿出积攒了多年的钱在丹桂小区买下套2居室的商品房。“买房子用了5万多,装修用了几千,全部整归一,只剩下2分钱。”杨隆正说住进新家只剩下2分钱的他第一次找亲戚借了100块钱熬到20天后领退休工资。从那时侯开始,他开始外出拣破烂换钱。
拣废品能带来微薄的收入,同时带来歧视
“卖花是04年以后了”杨隆正说。因为买在丹桂的房子是顶楼,屋顶有可以利用的空地,原本喜欢植物的他在楼顶种了不少廉价易成活的花草。04年春末,他开始批发些小花盆回来,把楼顶的一些花草分盆栽好,挑出去卖。
因为没有本钱和专业的园艺知识,杨隆正的盆栽都以小型或袖珍为主,花卉以好养的仙人球仙人掌以及一些草本开花植物为主,没有名贵花草。“一盆花便宜的几块,贵的十几块,不好卖。”杨隆正说。“生意好的时候能卖五六十,一般都是一二十,还有经常都不开张。也遇到过几次心好的人,我喊18块钱的花拿20块钱给我,好人还是多。”
挑担卖花游走的时杨隆正顺便拣些能卖的废品。花担子四周挂满纸箱盒、饮料瓶、塑料袋,甚至还有一些烂水果。有时候“运气”好,拣到的东西多,实在挑不动,有担心放到路边被别人拣走了,他就慢慢挪。“这个老头天天都是出门挑两箩兜花盆,回屋挑两箩兜渣渣。”在杨隆正回家必经之路的一个烧烤摊老板老杨告诉记者。
拣废品能带来些微薄的收入,同时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歧视。“有一次,春华路一个馆子门口放张纸壳,我过去拣。差点被小工用火砖头打死,幸好我当过兵,躲得快。”杨隆正表示,自己不是脾气暴躁的人,讲到他被歧视和欺负的事情,他甚至有些害羞地说:“不想说,那些事情说出来不好听,也没得意思。” 杨隆正一再跟记者强调“当兵的一般不得随便跟人打架,要打我打得赢。打到了,赔医药费不划算。”
愿望 只想看见儿子能结婚成家
杨隆正有两个儿子。“大娃儿是71年在西藏林芝拣的藏族娃儿。二娃儿是亲生的。”说到两个儿子,杨隆正的眉头一直没有舒开。
据杨隆正讲,71年杨隆正妻子在灵芝地区医院看病时,在医院门口拣到了生母难产死去生父不知去向的养子。“拣到时候还是婴儿,就没有跟娃儿说过他是拣的。”从西藏回到内地以后,渐渐长大的大儿子因为纯粹的藏族血统在肤色和长相上与他和小儿子都区别很远,不再相信自己是亲生的,加上青春期叛逆,与养父母之间出现罅隙。“我对他和亲生的没有区别,我对得起良心。”杨大爷对养子的不理解和忤逆有些寒心,“毕竟不是亲生,他愿意咋子想都可以,反正他也长大了。”想通后,杨大爷也比较淡然。大儿子成年后来去了厦门,与大爷的来往渐少。
老伴去世后,与小儿子相依为命的杨隆正一直为亲儿子揪着心。“他都36岁了,读书少,找工作不好找,找婆娘也不好找。我不敢死,不敢闭眼睛。”在杨大爷口中流露出来的对亲儿子未来的担忧十分明显。据大爷透露,目前儿子在一家公司做保安,工资微薄。儿子也算比较听话的,家里没有洗衣机,“我的衣服娃儿要帮我洗。上次我疝气手术,也是娃儿在医院照顾我的,现在卖花,拣渣渣的钱,都要跟他存起来。要不,我死了,他咋办?”
杨隆正计划等儿子正式谈到对象准备结婚的时候就不卖花了,“我像个叫花子在街上走,主要是怕影响不好,人家(准媳妇)不肯。”杨隆正说他最大的愿望也是最能让他欢喜的是:“只要娃儿能结婚成个家,我死了就能闭眼睛了。”(记者 钟顺顺)
编辑:舒旭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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