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时间以来,都想为老师写点文字。遗憾的是,一来,懒惰作祟,虽有些想法,但一直没能成文;二来,从小学到初中、再高中、再技校、再高教自考,教过我的老师实在不少,因此,有时想给这个老师写点,有时想给那个老师写点,结果,磨叽了好些年,心是动了,但却没有任何实际行动。到头来,连一撇、一捺、一个“字丁”都没有。
今年,恰逢第27个教师节。教师节前,有朋友提醒我:“还不动笔写?写吧,哪怕你的文字粗糙不堪,也是对老师的一种报答。”想了一夜,下了决心,写!动笔前,为难了:写哪个?因为,每位老师都有恩于我。思来想去,最终决定,还是写写我的小学班主任兼语文老师何言礼。
我就读于沿滩小学。记得四年级新学年开学的第一天,原来的班主任老师陪着一个瘦瘦高高、穿一件蓝色中山装的中年男子来到班里。老师“命令”道:“全体起立,欢迎你们的新班主任何言礼。”闻听此言,教室里“轰”一声炸开了:报名那天,包括我在内的不少同学就听说新的班主任老师是从外地调到沿滩小学的,对学生非常严厉。没想到,眼前这个精精瘦瘦、眼神严峻的老师就是何言礼。
接下来的日子,同学们“品尝”到了何老师的严厉:上课,必须坐直;眼神,必须紧随老师的教学手势;作文,绝不能出现涂改痕迹。否则,重写;对科任老师,必须礼貌有加;课堂上“搞小动作”的统统“站办公室”。一天,上算数课,我悄悄地翻看“小人书”。正看得津津有味时,“嗖”一只粗大的手从我身后“袭来”,夺过“小人书”,朝着教室窗外,“刷”扔了出去。我一看,心头发毛:脸色铁青的何老师站在身后,一言不发。我知道,撞在何老师的“枪口”上了。自此,上课时间,我是万万不敢再做其它事情了。
晃眼,快小学毕业了。上世纪70年代,凡是初中以上的毕业生,都属于知识青年。知识青年就要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也就是当农民。其时,大姐已是知青了,母亲怕我同样摆不脱此命运,于是,在读完小学后不再让我升入初中读书——按政策,小学生不算有知识,是文盲,即使到了年龄,也不用下乡。
一天,下班回家的母亲对我说:“何老师找过我。”听说何老师找家长,我心头就“虚火”。看到我畏缩害怕的样子,母亲说:“何老师希望你能继续读初中。”听闻此言,我暗自欢喜。其实,我内心深处,还是很想读书的。第二天,母亲给我泼了冷水:“书,不读了。免得以后当农民。”
母亲不要我继续读书的事,不知怎么传到了何老师耳里。没隔几天,何老师来到母亲上班的地方,当着我的面,劝说母亲支持我继续上学。看到左右为难的母亲,何老师说了这样一句话:“就算娃娃以后下乡当农民,有文化,总比没文化强。说句不好听的话,记工分都要记得清楚点,不至于连账都算不清楚。”何老师的苦心劝说,感化了母亲。就这样,我顺利读上了初中。
迈出读初中的第一步,我在求学路上越走越远。所幸,在我读高中的时候,上山下乡运动结束了。因为读了书,今天的我才有了一点“小文化”,并从事着自己喜好的工作。光阴荏苒,几十年过去了,但何老师那句“有文化,总比没文化强”的话,言犹在耳。可以这样说,不是何老师的那句话,我的人生,也许是另一番景象。
赵永富/文
编辑:罗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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