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作为“知识青年”下乡整整五年,从二十岁到了二十五岁,人生最美好的一段光阴,融汇在了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的生活中。
我下乡的地方,是与云南十万大山接壤的兴文县高寒山区。每年冬天都有大雪封山的日子。因为我的家庭出身在当年被认定为不是“红色”, 所以凡事都比较小心谨慎。后来有幸当了村小的民办教师,不久又到公社中学当代课教师。我十分珍惜这些机会,尽了最大努力去教那些淳朴的孩子们。下乡的第五年,一个改变命运的最好机遇来了:各级组织一致推荐我为工农兵大学生,我心里燃起了熊熊的希望之火。然而在众人十分看好的情况下,却因为所谓的政审问题在最后的录取关头被取消。
在周围老师和朋友们的同情和支持下,我请假去县里找有关部门,鼓起勇气“讨个说法”。县“招生办”的主任很诚恳地告诉我:我们知道你表现很好,也为你努力争取了,都为你感到惋惜,不要灰心,以后还有机会。但在我听来,这样的安慰是那样的苍白无力。
那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才十一月中旬就下了一场大雪,我回公社必经的大山已经封山了,但我在县城里还不知道。从“招生办”出来,心里像压着巨石一样沉重,昏昏沉沉回到旅店,倒头就睡。一觉醒来,看到天色昏黄暗淡,心里以为天刚亮,其实已近黄昏。事已至此,无法挽回,只好返回数十公里外的学校。心情抑郁,双腿如铅,我机械地迈步向前。雪花飘落在我的身上,天色开始暗下来。走到一座叫“小窝垒”的大山脚下,套上下山者留在路旁的铁脚掌开始爬山。平常只要两个小时左右就走得上去的蜿蜒山路好像一直望不到顶。鹅毛般的雪片覆盖了整座大山,大地一片白茫茫,周围早已没有一个人影,也没有一点声音,这世界静得可怕,只是偶尔有一两声老鸦的哀叫,令人毛骨悚然。突然又响起由慢到快颇有节奏的“嚓嚓”声,叫人心惊胆颤,却原来是树枝被大雪压断的哀鸣。大风卷着雪花从山上呼啸着扑下来,直往我的心里钻,使人站立不稳,冷得我全身发抖,冻得我心灰意绝。此时此刻,我知道陷入了绝境。退回去不可能,往前走更艰难。大雪把山路两边的沟壑填平了,只能凭着依稀的记忆,尽量走好每一步。我觉得自己被这个世界抛弃了,心里满是绝望,只是下意识地抬腿、迈步,听凭着命运的摆布,想的是如果踩虚了脚掉到路边的雪窝里就不用起来了,干脆就这样一了百了吧。
突然一声“蔡老师”的呼喊在旷野里格外响亮,引来了山谷的回声,把我从麻木中唤醒,我在哪里?谁在叫我?正当我茫然的时候,又一声“乂老师”,让我彻底清醒。循声回头一看,原来是我区的邮递员小李,那一身油绿色的制服在雪地里格外醒目。他脸膛红润,头冒热气,正笑眯眯地望着我,肩上两头翘起的扁担上捆着报刊邮件。其实我和他只有一面之缘,仅知道他是刚从部队上回来不久的转业军人,几天前路过学校歇脚,看我训练学生篮球时有过短暂的交谈。对于消息灵通的邮递员,我的事情他肯定是知道的,想来他已注意到我绝望的眼神和死灰的面孔,几步抢到我前面说:我来带路。一路上说了些什么我记不起了,只记得他的阵阵笑声, 几次停下来等我, 还趁换肩的时候回头看我,眼神中充满了关切和热情。虽然气喘吁吁,他还是吼了一句《军歌》:“向前向前向前”!那粗犷雄浑的歌声惊飞了老鸦,带起了一阵雪尘。这歌声向我传递了一股暖气,慢慢融化了我心中的冰块。我被他乐观的情绪和蓬勃的生气所感染,觉得心里温暖些了,脚步轻松些了,开始努力跟上他的步伐。等我们登上山顶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雪也终于停了,他对我说:我走快点去安排一下,你踩着我的脚印到邮电所来,就在前面那亮着灯的地方。在昏暗的夜色中,我看到他闪亮的目光,也看到了远处的灯光,一种力量在我胸中升腾。
雪光映照下,那油绿色的身影清晰可见,只见他在盈尺深的雪地里艰难却又快速地前行,一种重获新生的感觉从心底升起。模糊的视线中,他的身影渐远渐小,但却在我的心里逐渐高大起来。前面的路还是我一个人在走,但脚步已经不再沉重,前方有一盏灯在照亮,我不能自暴自弃,我要向不公的命运挑战!这时脑海里突然闪出了一句名言——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
踏进邮电所那简陋的小屋,迎接我的是炊事员端来的一大碗热气腾腾的面条和随后提来的一大木桶滚烫的洗脚水。我问,小李呢?他说今天到得太晚,明天还要赶到你们区,已经睡下了。第二天我醒来时,小李已经离开了,我们从此没能再见面。
那深山荒野的坎坎坷坷,那泥泞溜滑的乡间小径,那特殊年代的政治桎梏,那冰天雪地的绝境逢生,我就是这样摸爬滚打闯过来的。
几十年过去了,经历了人生的风风雨雨,尝过了生活的苦辣酸甜,对于生命的种种际遇,已经有了“坐看云卷云舒”的恬然心态。每当碰到困难的时候,脑海里就会浮现出洁白雪地上那跃动的油绿色身影,这个形象告诉我:再困难的时候都不要放弃奋争;再厚的雪地上,也会萌发绿色的希望。
蔡恩佳/文
编辑:罗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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