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死了。在一个暖阳初升的早晨,在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
临死之前20余天还挑着粪桶不停劳作的父亲,死于胃癌。
父亲是苦于腹泻不止才到医院检查的。结果出来,我认为这是上苍和父亲开的一个玩笑,但这个玩笑却夺去了父亲的生命。
父亲之死,让我难以释怀,每到夜深人静,我就痛彻心扉。
我记事,始于春末的一个下午。阳光懒懒的,软软地斜倚着树梢。我紧跟父亲,走进一个背阴的山弯。父亲的任务是平整山弯里的几块水田,为栽秧做准备。我蹲在田坎上,为耕牛寻找美食。
晚上,一家人围着昏黄的油灯,喝着可以照见碗底的稀饭,父亲大声宣布:四娃儿割了19斤牛草。我看见,幸福溢满父亲苍黄的脸庞。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见的父亲的笑脸。至今,我也不知道,19斤可以挣工分的牛草,是不是我此生为这个家庭做出的最大贡献。
为了贴补家用,父亲揽下了供应整个龙硐场酸(麦醋)、咸(豆油)和豆瓣的活路。运输工具是商店提供的一对笆儿。父亲利用出工之前或收工之后的时间,到几十里外的代寺区区公所所在地,挑回酸、咸或豆瓣,经过商店验货、过秤,就可以得到一块两毛钱的脚价。一块两毛钱,足抵生产队3至4天的工价。父亲往返于龙硐与代寺之间,一周至少三次,多则四五次。这笔不菲的收入,让只懂绣花、泡酒、腌菜的祖母免受农活之苦,让我们兄弟四人长大成人。
如果挑的是豆瓣,回到家里,用水一涮,还能额外收获一大碗“佐料”;当然,挑的碰巧是酸、咸,笆儿倒立半天,能滴出一两调羹儿,也算意外惊喜。靠着这些“剩余价值”,家里节省了不少开支。
一个骄阳似火的秋天,我和三哥憨吃红苕稀饭,几天几夜都未消化。周六,父亲带我和三哥到代寺化食。经过民间医生一阵按压,几个嗝出来,我的肚子一下子就瘪了气。吃过馒头稀饭,父亲领着我们到酱油铺装上豆瓣,揣好发货单,往回赶路。半路,太阳当顶,我们坐在一农家门口休歇。父亲要了一瓢冷水,从怀中摸出四个馒头,分给我和三哥,他自己嚼了几颗炒胡豆。这是我亲见的挑着重担行走几十里山路的父亲的午餐。
田土下放以后,家里有了一定积蓄,父亲拆了草房,先后建起瓦房和楼房,并为四个儿子置办了婚宴。
完成了一辈子的心愿,年近七旬的父亲开始安享晚年。这让父亲的许多同龄人羡慕不已。岂料,2003年盛夏,远在广州打工并有不错收入的六弟撒手人寰,为一家人筑起了高高的债台。父亲再次扛起不再轻松的农具,走进黑色的土地,不论寒暑,躬耕不止。母亲曾多次劝慰父亲,希望父亲干活的时候避开雾气和烈日,但父亲总是不听——我不知道,父亲是不是企望用丰收来抚平心中的痛楚。
2009年3月29日,太阳初升的时候,父亲安详地合上眼睛,回到了生他养他的土地。
父亲死了,与其说是死于胃癌,毋宁说是死于劳顿。
父亲死了,留给我深深的哀痛和无尽的怀念……
胡云昌/文
编辑:罗彬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