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发现:到处都被人当出土文物侍候着,“德高望重”的颂声不绝于耳,未必是件好事——你得小心点儿,看看说这句话的人属于哪一个年龄段。因为在正当“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的新锐们的词汇里,“德高望重”有时差不多就是僵化保守乃至老糊涂老废物的同义词呢!
现在我倒经常自我感觉有些飘飘然,但那是由于脑供血不足。我自问这一辈子从不好为人师,但我感动于在那“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居然还有人好学,因此凡有主动上门者我都慨然接纳,算是前世修来的师生缘分吧。他们在不同的阶段从我这儿学绘画书法、文学诗词,如果其人可造,又耐得寂寞,就坚持下来了,若干年后他们也都修成了正果;也有凿枘不合,逗不起窾窾,彼此和气分手的;还有自以为已经学成,能够舞弄两刷子了,于是得鱼忘筌不辞而别的。这都正常,就像蟪蛄朝菌、花开花落一样自然。须知那时他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身处乱世,各怀心事,为了多个并不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有的是“家庭出身不好”,想有个一技之长考上个大学;有的则早已饱尝修理地球之苦,需要学点本事好早点回城找一个饭碗。总之,都是“动机不纯”,带着很强的功利性——世界上的事,哪有那么纯呢?都是那个时代给逼的,可不能怨这些孩子们哪!
我虽然道行不高,但教学生毫无保留。我戏称自己为“黄埔军校”校长:本人姓黄(这个姓不好,当工人是黄师傅,开汽车是黄司机,教书是黄老师,做事怕“放黄”,还要经常挨“扫黄”);开设的是普通班,学基础;对学生“手心手背都是肉”,因材施教,一视同仁,机会均等——就是这么个不收学费的“黄、普、均、校”。当其时也,常年带着一大帮学生,啃着冷馒头,喝着凉白开,冒着日晒雨淋,忍着蚊叮蠛咬,浩浩荡荡外出写生,“偶效仙人潇洒去,携三约五写秋山”,在盐都山山水水间留下了我们的足迹, 虽苦犹乐,亦自得趣。时过境迁, 现在来回顾,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已不觉其苦,其中的乐却愈见醇甜起来。
一晃三十多年,徒儿们长大了,成熟了,成名了,成精了,而我也老了,只能发挥点“余热”了。(后来我应邀到老年大学教书法,“四望苍颜两鬓皤”,没有想到这点“余热”一发挥就又是二十七年。)那年,学生们撺掇着要举办“黄宗壤师生书法展”。我欣然同意说:好!要搞就早点儿搞,不然的话,越到后来,我的作品就更加不敢拿出来和你们的放在一起了!大家就笑:咋会呢?
后来,我的虚名渐盛,人托人面托面上门学书法的成人和少年更多了,但除了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又有过仅次于文革时的教学高峰期,并且出了不少人材外,我的“黄埔军校”却办得有一搭无一搭,我常常在封了新来的某个学生为“小老大”(关门弟子)之后就扬言要收刀捡卦。尽管这个山门至今还没能完全关上,但我的“黄埔军校”的牌子实际上已由本校长暗中亲自摘下来放进历史博物馆去了。我欲挂鞭息影收缩战线全面做减法的原因是身心太忙太累,也由于学生们的自觉性和吃苦精神比起二三十年前他们的大师哥大师姐来差多了,总想速成,心多旁鹜,而他们追求的花拳绣腿我却既不会也不屑于传授。这也难怪,浮躁的时尚只能使人急功近利成为银样镴枪头,反倒是寂寞和逆境能玉成一个坚毅的求索者。
“黄宗壤的‘黄埔军校’”今后将作为一个小小的典故,保留在我和学生们及知情的朋友们的口中、心里,唤起大家对当年那段特殊情谊的亲切回忆。我当年的学生们现在许多方面都超过了我,成为我与时俱进的参照系,由此证明“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和“能者为师”的确是真理。我还高兴地感到,这样的事实证明了我的教学还没有把人越教越蠢,我的心态还不是武大郎开店,这就够了。
待我的“黄埔军校”成为历史之后,本校长只有一个愿望:从头学起。
编辑:张昊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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