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替文友找诗集《鸟落民间》,我于秋天的一个双休日“宅”在书房里不得出门,找书的过程,是翻检过往岁月的过程;找书的过程,更是一次愉快回忆与老师、同学、文友相识、相知的过程。
我的藏书共两个书柜,可能有800册左右。其中,书房这个书柜我最喜爱,全实木,木质坚硬,做工精细,下面柜门脸上有简洁大方的图案,表面光滑反光。中间四块承重木板至今笔直不弯,十年来,每一秒钟它都承受着来自于《资治通鉴》《辞海》等双层大部头书籍给予的压力。
咦,在顶格最上层,咋子有一本书未插进行列。拿出来一看:《基督山伯爵》(一),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蒋学模翻译,此为1982年第四次印刷,定价4元。这本书为啥横躺在上面呢?马上就想起来了。今年八月的一天晚上,刘诗人尚未出国,我们几位照例在一起喝茶,礼彬在邻桌看见我,过来打招呼,一边摆一边就坐了下来。我们三人同为广义上的赵化人,共同语言就颇多。谈笑间,礼彬对我说,“我那本《基督山伯爵》(一)可以还我了噻。”我极力回想,是借过他这么一本书,但此书是否健在,我的确不敢肯定。原因有二:首先说出来不怕你见笑,近年,我很少翻检藏书,也就是说我在说这个社会没有几人读书的同时,我也很少读书;其次,时间太久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1985年左右的事。这期间,我至少调动了5个单位。现在,这本书居然被我找出来这样放着,肯定是当晚回来就找出来了的。一定记住完璧归赵。记得那天晚上,刘诗人大发感慨,二十多年的书友讨债,这中间一定有很多青春年少的故事,也一定有许多美好的回忆。
继续翻检,我的目光停在了一本薄薄的《中国文学名著讲话》上,书脊有些破损,整本书还算完好。这是徐调孚先生的一本文学常识普及读本,定价0.63元,中华书局1981年版本。我知道徐调孚先生当年在《小说月报》时,是主编郑振铎的得力助手。不知道的是,1981正是先生离世之年。更为珍贵的是,封面后面的衬页上,是富顺师范学校的大红印章和油印的几行字:“刘安龙同学:荣获书面词语常用词听写甲等奖 富顺师范学校 1981.12。”脑海里,顿时出现30多年前的画面:在母校简陋的教室里,全校学生瑟缩着手,面前是一张有格子的油印8开大纸,广播里传出低沉浑厚的读音:晶莹、红旗猎猎……母校语文组的恩师们,你们今又何在?愿你们健康长寿。
继续寻找,《唐宋绝句选注析》是1981年11月第一次在《富顺报》上发表散文所得稿费买下的纪念品,定价1.24元。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三部曲是1998年和长富一起在武汉,小丁买给他的礼物。回来后,我死乞白赖找到长富,终于把它“编”了过来。
眼看就要装修新屋了,我跟老婆商量说,现居的这套房虽然宽敞,但我对书房不满意,这次,哪间屋大哪间屋就做书房。老婆说,错,哪间屋大,哪间屋就做客厅。退而求次,我说,书房的设计听我的。这次,老婆很支持地点了头。我对设计师小周说,不管你咋整,靠右边那面墙全部做成书柜,哪怕一平方厘米也不能留。够大的吧。
有人要问,《鸟落民间》找到没有?找到了,成都出版社1995年版本。新泉老师的自序简短而真诚,没有后记,扉页书:“纯定诗友存正 新泉 95年8月于蓉。”
刘安龙/文
编辑:罗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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