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由孙明经先生于1938年拍摄
自贡网讯（记者 刘捷）在千年盐业历史长河中，自贡盐业也经历了数次起起落落，盛衰起伏，而这无一不和历代盐法休戚相关，特别是清咸同年间和民国时期，先后两次“川盐济楚”的历史机遇，使自贡盐业步入鼎盛。今天，我们就一起探访千年风尘中的“盐都”往事。
图片由孙明经先生于1938年拍摄
历经近两千载的
自贡盐业
自贡的盐业要追溯到近2000年前的东汉时期，据《华阳国志》记载，东汉章帝时期（公元75-88年），在今富顺、邓关地区，开凿成功一批盐井。其中一口位于今富顺县城西南，以其出盐最多，收获厚利，被命名为“富世盐井”。
南北朝时期，在今贡井地区又凿成了以“大公井”为代表的一批盐井。随着盐业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到北周武帝时（公元561-578年），因富世盐井而置富世县，并在大公井所在地置公井镇。公井镇到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改为公井县，因所产之盐曾经作为贡品上贡朝廷，所以“公井”逐渐演变为“贡井”。
唐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富世县因避太宗讳改名富义县。宋代升为富义监，后因避宋太宗讳，改为富顺监。元代曾升为富顺州，明代又降为富顺县，延至清代，建置未变。明嘉靖十八年至三十三年（公元1539-1554年），在距富顺县城西九十里的荣溪本滨（即今自流井地区），以自流井为代表的一批盐井开凿成功，逐渐取代了因淡水渗溢而坍塌的富义、邓井等原主要盐井而成为富顺县新的盐业生产中心。
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自贡的燊海井凿穿了厚厚的岩层，井底咸度很高的黑色卤水喷涌而出。燊海井此时的深度已达1001.42米，成为人类第一口超过千米的深井，后被载入世界科技史册。
这种钻井技术比西方早了800多年，为后来的石油工业开了一代先河，被誉为“世界近代石油钻探之父”——这是川盐带给世界的一个意外。
自贡市第一化工厂（1958年张家坝制盐化工厂）全景
第一次“川盐济楚”
奠定“千年盐都”美名
但是，自贡盐业并没有沿海盐业那样得天独厚的条件，这是由自贡的区位和资源条件所决定的。自贡地处四川南部，当时的交通十分不便，商业基础十分薄弱，但自贡又有丰富的地下盐卤和天然气资源，经过历代的发展，先后开凿出1.3万多口盐卤和天然气井，出产了大量的井盐。
自贡的盐商都是靠创办井盐实业发家，在当时的科技条件下，井盐业的经营从凿井取卤到盐的外销，都极富冒险性，生产经营的每一个环节既可能带来丰厚的利润，也潜伏着血本无归的危机，投资风险远高于沿海盐商。自贡盐业从一开始就受到资源和盐业专营体制的双重约束，他们的财富积聚必须依赖于更多地占有生产资料，更广泛地拓展销售市场，同样，更需要历史机遇。
1853年对于自贡盐业注定是一个不平常的年份，太平军攻陷了南京，两淮盐路断绝，食盐无法上运湖北、湖南，盐税更是无法征收。清朝咸丰皇帝紧缩着眉头，寝食难安。
当年5月，他着户部下了一纸文书：“川粤盐斤入楚，无论商民均许自行贩鬻……”就这样，多年以来的岸引疆界被打破，第一次“川盐济楚”由此拉开帷幕，自贡盐业也迎来了第一次辉煌。
清咸丰年间的“川盐济楚”给川盐以广阔的两湖市场，并同时赋予优厚政策。这是川盐首次打破传统销售疆域，进入广阔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曾任川康盐务管理局局长的曾仰丰在《自贡盐场简述及其展望》中考证：川盐济楚之后，自贡盐场大辟井灶，产量猛增，达到全川年产万吨居其半数的程度，自贡自此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盐都”。
历时26年的“川盐济楚”对川盐影响深远，这一时期，川盐向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的输送量达到80亿斤以上，鼎盛时期川盐占全国食盐销量的1/4，上缴朝廷各种课税约合白银六亿七千万两。
然而，整个川盐难逃衰败结局。太平天国运动平息后，长江下游水运重新开通，朝廷下旨，淮盐重新进入湖南湖北，占川盐销量近半数的楚岸失守。虽然第一次“川盐济楚”就此终结，但自贡盐业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此期间，自贡盐商年赚银500万两左右，年上交盐税170万两，占全川盐税收入的40%，自贡盐商的崛起为第二次“川盐济楚”打下了坚实而牢固的基础。
到清末，以自流井、贡井为中心的产盐区已是当时我国著名的手工工场，“自流井”盐都的盛名也已闻名全国，它的产盐量已占四川省总产量的六成，盐税占四川省总盐税的七成，“号称川省精华之地，富庶甲于蜀中”，成为川南的一大中心城市。
第二次“川盐济楚”
为抗战做出卓越贡献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沿海一带相继沦陷。日本不仅控制了全部的海盐生产，而且切断了通往内地的盐运通道，试图通过“盐遮断”，造成全国大恐慌。
1938年春，国民政府下令川盐增产加运，济销楚鄂。中国盐业史上第二次“川盐济楚”也正式拉开了序幕，川盐生产因此获得一系列优惠政策、措施。自贡也于1939年9月1日设为四川省辖市。
整个抗战中，川盐成了支撑全国军供民食的主力，担起“天下盐，天下粮”重任。四川逐渐形成了民族复兴根据地，而自贡盐场又是四川最大的产盐特区，不仅要供应军需民食，而且还要给国家上交大量税收，其经济政治地位愈显重要。据当时四川省政府1937年初步统计：自贡人口城区约17万余人，连同当时自贡及周边的14个乡镇，人口总量达30万人。税收、地方牌照及其他各项收入约计164000余万元，占当时富顺县总收入的百分之十，其中盐税一项就有123000余元，超出富荣两县税收总额5倍以上，形成了全国巨大的经济特区。
日本的“盐遮断”阴谋很快破产，日军于是对四川盐业基地进行狂轰乱炸。1939年10月10日，日军27架零式轰炸机对自贡进行“双十无差别轰炸”，投掷炸弹和燃烧弹共113枚，炸死101人，炸伤125人，炸毁房屋185间。1941年开始，日军又对自贡和其他产盐区实施持续两年的“盐遮断”轰炸。
抗战8年，自贡盐业却一直生产不辍，食盐产量由全国总产量的7.9%上升为1945年的34.7%，为国统区1/3的人口提供了充足的食盐保障；8年上缴盐税206318万元，占全川盐税收入的80%，为前线提供了巨额军费开支。
奋发图强
成为盐化工基地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颁布命令，淮盐重新进入两湖地区，川盐退回原先的运销区，川盐的“黄金时代”再次终结。1948年，国名政府发布“扶淮抑川”政策，宣布即日起停止官收；而运商又不愿购盐，井灶收入来源枯竭。这对当时面对严重通货膨胀的盐商们来说，无疑是伤口上撒盐，所有四川盐商几乎都走到了破产边缘。
如果不是1949年12月自贡解放、市场恢复，这群盐商就会黯然退出历史舞台。
新中国将盐税作为一个单独的税种，在全国范围内征收，并确立产销分管的基本原则，盐业生产环节实行公私合营。
1958年至1960年，通过三年化工城建设和后续三年的产业调整，自贡化工生产逐步发展成为独立的化学工业行业，成为了盐化工基地。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在10年文化大革命期间，自贡市化学工业在艰难曲折中前进，生产时断时续，基本建设工程进展缓慢。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自贡化学工业进入稳定、持续发展的新时期。随着技术改造、科技进步，化工生产不断出现新局面，化工产品品种增多、质量提高、产量翻番、产值增加，利润、税收增长、经济效益逐步提高。1990年，全市化工企事业单位110个，化工产值达到88421.48万元，实现利税10097.4万元，在自贡市工业行业中，化工产值和利润均居首位。
在经历了1989年到1999年这10年的经济衰败后，2000年以来，自贡盐业得到恢复和长足的发展，但盐业体制依旧是制约盐业做大做强的最大“瓶颈”，专营制度下产、运、销分离，行业利润大多集中在盐业公司和流通环节中，生产环节利润微薄，影响到产业链的均衡协调发展,这对制盐企业的做强做大形成了重重障碍。
如今，随着公私合营改造以及盐业生产的现代化，机械采盐早已彻底取代手工采盐。盐都大地上曾经密如森林的井架和天车也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回望“千年盐都”的历史，井盐的兴衰始终贯穿其中，自贡曾因盐而兴，也曾因盐而衰。然而，无论兴与衰，成与败，盐业总会让盐都儿女深深地感到骄傲和自豪。
编辑：微笑怕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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