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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不会忘记:中国远征军中的自贡老兵

2015-06-12 17:34:32来源:自贡网分享到

自贡网讯(胡康英 记者 陈勤)中国远征军,是一个伟大、光荣而又悲壮的历史名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支援盟军在滇缅抗击日本法西斯并保卫中国西南大后方,先后有近40万中国远征军将士进入缅甸对日作战,谱写出一曲曲慷慨激昂的英雄战歌。

值此世界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之际,记者走近几位自贡远征军老兵,听他们讲述那一段硝烟弥漫、炮火纷飞的岁月。对祖国的忠诚与热爱,对青春的怀念与无悔,依旧写在他们沟壑重重的脸上。不管时光如何流逝,抗战老兵这个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和平、尊严而付出过鲜血与生命的民族英雄群体,历史将永远铭记。

周子源

晚上站岗最思念家乡和亲人

知道记者要来,家住两口塘的周子源老人早早便端端正正地坐在沙发上等候。“我是被国民党抓壮丁从的军。”回忆起过去,老人笑着说。

1925年4月,周子源出生于自流井区上桥,不久后父母双亡,跟着叔叔生活。1943年11月,他被国民党军队抓壮丁。年底,和其他新兵经泸州到赤水再到云南昆明,第二年初坐飞机到印度南姆伽。周子源被编入了由孙立人领导的新一军新38师113团警卫排。“到了印度才学习打枪,因为我枪法好,又读过几年私塾,所以被选入警卫排。排长是个藏族人,叫土登尼玛。”老人对过往记忆犹新。

“我们都是由美国装备,用的是美制汤姆式冲锋枪,衣服、胶鞋、毛毯都是美方发放的。”刚开始时,在生活方面周子源还是稍感不习惯。“天天吃土豆,刚到时每个人发了一个铁桶,就是用来煮土豆的。森林里山高林密,蚊子比人的大拇指还大,密密麻麻黑压压一片,被叮上一口就会起包块,好在每个人都发了专门的防蚊油。”森林里抬头不见天,很多时候部队行军时就用降落伞的绳子绑在树上,然后大家摸着绳子前进。

周子源每天的任务就是背着枪站岗保卫团部。警卫排分成3个班,每班13人,轮流战岗,2小时换一次岗。那时也没钟表,战士们站岗开始时就点一柱香,香烧完即换另外一班。“白天没啥,有时晚上四周一片寂静,就会想起家乡,想念亲人,恨不得早点赶跑日本人,回到自贡。”

1943年10月,中国驻印军开始向缅北大举反攻。1944年4月,新38师和新22师分别向孟拱和加迈发动攻击。5月下旬,孙立人从缴获的日军信件中获知:由于日军第18师团主力在索卡道被新22师包围,加迈城内兵力极为空虚。孙立人随即令112团秘密渡过南高江,向加迈南面的西通迂回,切断加迈日军的后路;令113团向西进取加迈;以114团向南对孟拱实施大纵深穿插。经过激烈战斗,6月16日,周子源所在的113团与新22师会师加迈。25日,114团攻克孟拱。8月3日,中美联军收复密支那。

1944年10月,反攻缅北的第二期战斗开始,中国驻印军分两路继续向南进攻。“我们年底攻克八莫,1945年春攻克南坎,接着收复新维、腊戌。”老人回忆起当时中国远征军的所向披靡,仍然自豪不已。

“参加了几次大的战役,还好都没有受伤。有一次站岗时,敌人的一发炮弹落到了我的脚边,要跑开已经来不及,幸运的是炮弹没有爆炸。”作为警卫,周子源与日军直接交火的时候比普通士兵要少很多。“当初参军时113团的自贡战士有30多人,但到离开时只剩我1个人了。”老人感伤地说。

1945年6月,周子源随部队回到思念已久的祖国,到达广西。1946年初,在广西梧州,周子源在外出买东西时部队开拔,本也不想打内战的他随即一路步行回到自贡。1953年开始在大安盐厂工作直至1977年退休。

因为参加过国民党,老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挨过批斗,5个子女全部下乡。“那都是过去了,还是抗日更重要。”老人说。虽然曾经遭遇过不公正待遇,但在周子源老人心里,那段保家卫国抗击侵略者的经历仍是他一生中最珍贵的回忆。

余永昌

拼死也要把日本人赶出中国

今年88岁的余永昌是沿滩永安镇柏祥村人。1942年随着抗日热潮参军,被分配到高射炮营。“开始是普通士兵,后来当过班长。”老人说。

余永昌所在部队几经辗转,经泸州到贵阳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新兵训练,然后又坐火车到昆明。不久,部队乘坐美国的飞机到了印度汀江。到达时天已快黑了,美国军方给了中国远征军每人一床毛毯,两床线毯,还有一些罐头。大家就在竹林里住帐篷、吃罐头。“吃罐头算是开了洋荤,我们以前从没吃过。”因为不会开罐头,余永昌还把手都弄出了血。

第二天,他们又坐火车到蓝布咖,再经过加尔各答到玛格里架。在这里整训一段时间后又到了沙特卢。“这是一个小飞机场,当时美军飞机来向部队投放粮食,粮食还没投完,就被日军发现了,然后日军的飞机就飞过来对地面进行轰炸。站岗的躲到了一边去,我发现了日军的飞机后,就用高射机关枪对他们进行扫射。日军投放了燃烧弹,当时我身边就有人被炸死了。”

之后,部队行军到了那曲。当地有一座大山,大山的底部被挖空修成了一条简易的公路。而日军就一直潜伏在山上。“为了攻下那个地方,部队在那儿发动了几场大的进攻,持续了几个月,最后终于从日本人的枪口下把大山夺了过来。”

在参加抗日战争的两年多时间里,余永昌无数次经历血与火的考验,游走在生死边缘。老人至今仍记得走野人山的情形。“每人背着几十斤重的枪支弹药,其中有200发子弹,一把8斤重的英国枪。日军在我们必经的路上设下埋伏,他们躲在树上,用机关枪对我们进行扫射,地面上也被设了陷阱,踩到陷阱,人就会掉下去。又要躲开日本兵的轰炸,又要提防陷阱,所以一路上我们走走停停,只能采用迂回的方式前进。”走野人山,余永昌穿烂了3双草鞋。“伤亡特别大,刚开始身边还有很多四川口音的人,到后来越来越少,偶尔听到四川话,心里就特别激动。”

从缅甸回到昆明不久,日军宣布投降。“心里说不出的高兴,很多老百姓都放鞭炮庆祝。”

解放战争开始后,余永昌随所在部队投诚。解放战争结束,思念家乡和亲人的余永昌回到老家,成为了一名农民。

“最初参军时的想法是到部队好好干,争取当个一官半职,挣点钱再回老家买块地改变自己的家境。后来到了滇缅战场,一心想的就是为了保家卫国,有钱的出钱,无钱的出力,拼死也要把日本军队赶出中国去。”老人诚恳地说,是那么地情真意切。

林开宗

蒙着疼痛左眼坚持学开军车

一张发黄的标准照是当年那段远征军历史留给林开宗老人的唯一纪念。照片中的他身着淡黄色短袖军服,英姿飒爽。“1945年初在印度照的,那时刚当兵不久。”今年已经89岁的老人依然思维敏捷,记忆清晰,丝毫不逊色于年轻人。

时光拉回到71年前。1944年,随着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等省的大部分地区落入日军之手,中国抗日形势一片危急。时年18岁的林开宗正在重庆中华职业学校读书,怀揣一腔热血的他瞒着家人报名参加了中国驻印度远征军,被编入教导3团。11月,他和战友们在成都新津乘坐飞机到了印度汀江,然后被编入远征军技术兵团2营5连3排。

“到那儿以后就学开汽车,每天上午学理论,由美国人主讲,下午学操作,由中国助教指导。”不巧那段时间林开宗左眼疼痛,医生让他住院治疗,他怕耽搁学习,硬是用纱布蒙着左眼,一个眼睛照样开着汽车跑,只早晚到医生那里换药。经过4周的紧张学习,他们顺利拿到了中美联合汽车学校的毕业证书。

随着中国远征军在反攻缅北的战争中节节胜利,技术兵团也跟着到了密支那、八莫等地,不断进行步兵训练和汽车驾驶训练。“山上蚊子特别多,每天都要吃预防疟疾的药。”即便如此,林开宗仍然得了两次疟疾(俗称“打摆子”),全身发冷,恶心呕吐,所幸的是最后都得以痊愈。

中印公路打通后,1945年5月,林开宗所在的技术兵团坐着美国黑人驾驶的汽车到了昆明呈贡县,被改编为辎重10团,并接收了美国吉姆西十轮卡车。“我们的第一个任务是运送新一军部队到广西南宁去接收日军投降。路上我们排长开的车不小心翻到了河沟里,死伤了一些士兵,排长还被抓了起来。”与其他车辆运送士兵不同,林开宗运送的是军饷,白花花的银元,由10多人端着冲锋枪押送。不料消息走漏,竟有土匪在途中设下埋伏,意图抢劫。“结果土匪误抢到了我前面的一辆车,是炊事班的车,装的是锅碗瓢盆等灶具。土匪开枪打那辆车的驾驶员,幸运的是子弹只打在了车灯上。”

到了南宁后,林开宗在贵阳、云南、南宁等地之间运送过汽油、炮弹等物资,在梧州还运过投降的日军。“看着他们垂头丧气的样子,心里特别开心。”

“国民党军队后勤保障太差。”在印度时,林开宗和战友们每月能领到美国人发放的16个印度币的津贴,回国后他再没领到过津贴。不仅如此,汽车轮胎坏了还要自己出钱换,一万法币才能买到一个轮胎。一天晚上,林开宗所在排的排长趁他不在,偷拆了他汽车上的三个轮胎。汽车开不动了,林开宗十分生气,本就想继续读书的他随即提出离队申请,经批准后回到了重庆。没想到,重庆中华职业技术学校已搬迁回上海。此时是1946年的下半年,内战已经开始,他回到老家威远,靠做小生意维持生活。1956年被招考到自贡交通局搬运公司,1977年从自贡交通局退休。

因为这一段远征军历史,文化大革命时老人被“隔离反省”。“说我有海外关系,是青年军、伪军官。当时心里特别委屈,就想难道参加过抗日也有错吗!”坐在家门口的树下,谈起这一段经历,老人平静安详,曾经的委屈早已随风而去。如今的他四世同堂,安享着幸福的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