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星生
抗战发动后,盐作为一种战略物资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当时的国民政府一方面破除引岸专商制度,实行以“民制、官收、官运、官销”为原则的盐专卖制度;一方面把食盐增产的希望转向川盐,于1938年初下令川盐“增产赶运”,自贡盐场率先担起了战时国计民生之重任。
抗战中的自贡盐商增产热情高涨
战前,受引岸专销制度制约以及军阀掠夺,自贡盐业处于节制生产状态。增产前,“汲卤井眼,除以大口径之机车推汲之黑卤井为主外,其他卤质较淡、卤量较少之盐崖井、牛推之黑、黄卤井、尚非兼有瓦斯者,大都停废”,东西两场推卤井仅57眼,月产卤水31万余担。
抗战军兴,海盐阻运,自贡盐商在政府督促与鼓励下,积极起推井眼,增加卤量。到1941年底,卤井增至216眼,月产卤水88万余担。同时,盐商们积极开展技术革新,盐场生产力大大提高。据《自贡盐业志》载:1938年1月,自井郭区天宝井恒新灶刘森文发明“汽机煎盐法”。1940年4月“灶用制盐真空机”试验成功,并获经济部专利。1943年5月,久大与永利、黄海公司联合在贡井成立“三一化学制品厂”。1943年贡井济海井机车搧推成功并推广,极大提高生产力。
抗战中自贡盐场新增的岩盐井和黑卤井都以卧炉机车汲卤,原生产井的站炉机车被取代,自贡盐场汲卤所用的蒸汽机在抗战期间大部分换代。抗战八年,自贡盐场以年均480万担的产量,雄踞川盐之首,其盐产量和盐税收均占全国的四分之一,其贡献不言而喻。
抗战中的自贡盐商联合起来了
战前的自贡盐商井户与灶户之间、炭灶与瓦斯灶之间、东场与西场之间各自为阵,勾心斗角。轻者争讼不断,再者相互拆台,甚者雇人行凶嫁祸于人。尤其是对卤水和天然气资源的恶性竞争,造成资源和生产力的极大浪费。
全面抗战后,在川盐增产政策推动下,官方在自流井设置了川盐燃料材料统治委员会,统制威远煤,统购五金器材,凡机车汲卤所需钢绳、铁皮、钢板等,均由盐管局向国内外采购供应。盐商也纷纷组建股份公司开展联合生产:1941年8月,真空制盐技术发明人肖家干同井商李伯权、王绩良、李秉熙等合资成立“宏源真空制盐股份有限公司”。1944年8月,王绩良、曾稚松创立西南盐业股份有限公司。1945年6月,熊佐周、侯策名、罗筱元、罗华垓以盐岩井、瓦斯灶为基础,组成“四川盐业公司”。张筱坡、王绩良重组“西南盐业公司”。与此同时,各类盐业同业工会纷纷成立和完善,自贡盐场成为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现代大工厂,生产效率极大提高。
抗战中的自贡盐商富有远见
鉴于自贡盐场的日益发展,特别是新资源、新技术的开发和运用,需要大批工科人才成为自贡盐业发展的新动力。从1942年起,自贡市东西两场的大盐商们,热心支持在自贡市设立一所专科学校。这些盐商是:张筱坡、李云湘、李秉熙、候策名、罗华垓、颜宪阳、熊佐周、王绩良、罗筱元、胡少权、张毅甫等。
年1月,教育部电函自贡市政府:“为谋求推进工业技术教育适应国家、社会需要,决定在自贡市筹建应用化学科学校一所。此时,抗战方酣,教育部经费奇缺,原有院校因辗转于大后方,拨款已无多余,新建学校是有心无力。同年8月,筹委会商定,由地方捐献修建全部校舍,教育部负责常年经费。东西两场积极认捐,其中东场自流井认捐3000万元(法币,下同),西场贡井认捐2000万元。为此,自贡盐业界成立了“国立自贡工业专科学校地方捐助资产基金管理委员会”,并由教育部核准。罗华垓、李云湘、刘赢洲、侯策名、王继谦、熊佐周等知名盐商为委员。
同年10月,国立自贡工业专科学校第一批学生一百多人,在自贡市一对山盐崖井公司临时校址开启了自贡市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历史。后来的历史证明,这所学校为自贡现代工业的发展培养了大量人才。
抗战中的自贡盐商毁家纾难
年,在著名的“节约献金救国运动”中,自贡献出一亿两千多万元,居全国县市之冠。当年的《市府呈报本市节约献金经过情形》中是这样描述盐商的:“此次本市献金,盐业界出人头地,其所献数字约占总数百分之九十,计盐业团体四千余万元,盐工一千万元,盐绅余述怀、王德谦等单独献金三千七百余万元,盐业界无名氏六百万元,合计达一万万元。在‘有力出力有钱出钱’之口号下,盐业界实尽其出力出钱之职责,盖产场艰困,盐场经济早已感运转不灵之苦,而劳资两方能茹苦负重,为国家从事生产,支持抗战巨任,当此力竭声嘶,举债度日之际,献金独有如此惊人之巨额,实足蔚为风气之先。”
抗战中的自贡盐商在为国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完成了由工场手工业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联合生产方式的转变;完成了由手工工场场主身份向现代企业家身份的转变;完成了由单纯逐利的商人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商人的转变。这个值得我们尊敬的群体,为千年盐都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产业基础,更留下了为人称道的盐商精神。
编辑:张昊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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