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念劳
从四十梯进入高山井老街,往前步行数百米的右方,出现一上行石板梯路,从逼仄狭长的老街,穿过两边串夹房,眼前豁然开朗:高大厚实的两扇槽门,门两侧墙上有对称画框,画框里镶嵌着精美的瓷片凤爪图。大院是标准的四合院。进入院内细看:墙壁青砖贴面;房梁楠木横陈;窗子雕花成格;房顶瑞兽安卧……无疑,这里曾是一大户人家的豪宅。
紧贴四合院正门左面,是一排呈L型的平房。在L型一侧,有一浑圆大石头压着一口火井,石头四周不时冒出蓝色火苗。这也许就是马车井来源之故吧。
平房前面,有一块开阔的菜地,四季常绿。在两座平房之间有一条小路,可通向高高的云盘山。沿路而上,石砌堡坎,绿草茵茵,竹林丛丛,其中,一棵上百年的黄葛树傲然挺立,树冠蔽日,装点此院落,也为这方土地带来一派生机。
这便是我儿时眼中的马车井院的景象。
时逢“大跃进”,我出生于此,儿时的经历与大多数成长在高山井的同龄人一样,除有过打弹枪、滚铁环、吹粽粑、搧烟平及斗鸡、游泳等快乐时光外,我对生于斯长于斯的马车井院的人和事多了几分好奇。
马车井院占地不大,大概不超过五亩地,兴盛时住着十二三户人家。人员成分比较复杂。有工人、农民、手工业者、职员、资本家、旧军人等。
待我逐渐长大懂事,我感到这里庭院深深,充满神秘,窖藏着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儿时一起长大的童国平(童六,自贡电信公司退休),他家拥有马车井院最宽的住房,方正的堂屋和卧室,地面全铺着考究的青砖。有天井和后院,家具多为年代久远珍贵的红木。其父童化新(我们叫他童大爷)长相精瘦,说话小声小气,做事小心谨慎,走路时总是佝偻着身子,为人极为低调。童大爷在当时的自贡煤气公司工作。与国平聊天时他坦言,刚解放时他家在高山井街应该算是很富有的家庭。其父曾告诉他,当时拥有的资产可以将骑坳井到高山井的房子全买下。他父亲从小勤奋好学,聪明过人。年少时只身到雅安某书局谋生,后来自开书局,因经营有道,生意兴隆,把书局开到了自贡和重庆。原十字口旁的自贡饭店前身就是他父亲开办的新川书局。解放后公司合营,他家把大部分财产交给了国家,但在“三反”和“五反”时仍未逃脱厄运,每天挨批挨斗,在批斗最狠以致难以承受时曾想跳河轻生。国平说,因为出身问题,他们家人常遭受白眼甚至欺负,他们好羡慕工人家庭的子女啊。
与国平家正对住着的是殷志策(殷八哥,在成都铁路局内江段退休)家,其房屋格局稍逊国平家,但也很工整大气。其父殷学渊(我们叫他殷九爷)更是个传奇式的人物。殷九爷身高一米八以上,即使上了岁数也腰板挺直,两眼炯炯有神,透出英武之气。殷九爷在市寄卖行工作,对钟表、相机、金银首饰等有很高的鉴赏水平。马车井院一百多平米的住宅就是靠他收藏的一部德国莱卡相机换来的。殷九爷喜好打猎,常见他在节假日挎着一支猎枪出门,归来时肩上往往扛着几只野兔野鸡什么的。有一次在釜溪河的火井沱旁,我亲眼目睹他在河边的茅草深处,将一只狂奔的狐狸击倒。当时只晓得殷九爷曾经是位军人,后来了解到殷九爷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十期,官至少将,曾在震惊中外的台儿庄战役和南口战役中负伤三处,立下赫赫战功,得到过国民政府颁发的勋章。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时,国家专为两百多名国共少将以上参战军人颁发纪念章,殷九爷就在其中。为此,殷志策深有感触地说:“父亲是随傅作义起义的人员,当时在选择留在部队还是回地方时,他选择了后者。没想到这一选择为后半生带来了后患。文革中因是‘旧军人’,有历史问题而被抄家。曾遭受挖地三尺、家不成家的惨象。全家人自然成了‘低头一族’,升学、招工等皆因政审不过关而受到影响。”殷志策欣喜地说,现在好了,历史还原了真实。这枚纪念章虽然来晚了,父亲没能见到这迟来的荣誉,但在九泉之下应笑慰。
在鸿化厂当化验员的李仁龙也属于“低头一族”,这位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皮肤白净,一脸斯文相的人,却有着不凡的功夫。可以用双手大拇指做俯卧撑及倒立,更了得的是舞得一手好剑。我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看到他练功,一把祖传宝剑在他手中舞得前后翻飞,风生水起,无人可近。童国平、宋德全(蜀光中学教师岗位退休)和我三哥林正其(市商务局退休)等皆成为其粉丝,并拜师求学。在那个业余生活极其贫乏的年代,习武,打发着这群年轻人单调枯燥的日子,也成了这座古宅院前的一道风景。
可有一件事让这群年轻人对李老师产生了误会。
那是在一个夏日的某天,马车井院的一群年轻人到火井沱游泳,因一件小事与另一群人斗殴。在彼强我弱遭到羞辱的情况下,大家是多么期盼李仁龙老师该出手时就出手“丢翻”对方啊。可李老师只是默默地站在一旁,紧咬嘴唇,捏着拳头就是不出手。后来方知,李仁龙家有历史问题,父亲曾是铜铛镇(自流井区的前身)的镇长,解放后被人民政府镇压。实际上,李的父亲并不坏,当自贡解放时他还带着大批群众去迎接解放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父亲得到平反。可惜李仁龙背着沉重历史包袱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宋汉臣(我们叫他宋阿爷,宋德全的父亲),建筑工程师,拥有八级木匠水平,可谓“现代鲁班”。宋阿爷全靠自学成才,其手艺当时在全市是数一数二的,自贡电影院和原工人文化宫的设计修建他是主要参与者之一。他还与他人一起组建了自贡第二建筑公司。宋阿爷当时的月薪已超过70元,在工人阶级队伍中当属凤毛麟角。他一人不仅养活一家五口,还资助了他弟弟完成了大学学业。
黄幼翔(我们叫他黄二爷,原自流井盐厂会计),据说他与老伴黄二娘的出身都不太好。黄二爷高中毕业,上世纪30年代曾赴重庆欲考重庆大学,途中遇日机轰炸而返回。黄二爷是个乐观豁达的人,平时总是小曲不离口,许多戏曲都能哼上几段,且说话风趣幽默。老两口育有十子,在鼓励多生多育的年代,黄二娘曾被誉为“英雄妈妈”。可多子并未能带来多福。仅凭黄二爷那点工资,常常是入不敷出,在计划经济凭票供应食品物品的日子里,对手中稀缺的供应券只能是一声叹息。黄二爷两口教子有方,在家庭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还培养出好几位大学生。他一家人也非常和善有教养,与大院人相处和睦。特别是我们两家相邻,彼此相互串门,相互帮助,谁家有好吃的还送来送去品尝。这些往事现在想起来倍感温暖和亲切。
我父亲林志祥在此也可说说。父亲14岁当学徒,解放时已是印刷界的高级匠人。解放后自贡第一家国营企业新华印刷厂成立时,我父亲与邓鑫之等人成了厂里的领导。父亲勤于学习,特别是解放后通过读夜校补习班,已具有了一定的文化知识。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多次在《自贡日报》上发表文章。父亲喜欢“宰元子”(歇后语),无论是平常还是开会都喜欢来两句,因而给人的印象很平易,得了个外号“林老乡”。父亲是个以厂为家的“工作狂”,常常是十天半月不回家,母亲含辛茹苦地带着我们三兄弟。尽管如此,父亲在那动荡的年代里也备受煎熬。1957年,有人不顾现实提出厂里再建一个造纸厂。父亲认为当时还很贫弱的厂子根本不具有这个实力,便随口说了句歇后语:“跳蚤顶铺盖——不自量力”。父亲没想到这句玩笑话被别有用心的人记在了心上。“反右”时,便牵强附会地说是攻击毛主席。父亲一再解释,并通过了上级组织的甄别,认为没有此意才算了结。可到了文革时,此话又被人翻出来,且到处写大字报进行批判,批斗。为此我们一家人天天提心吊胆,为父亲的命运担忧,为家庭的未来揪心。特别是母亲,常常是暗自流泪,寝食难安,操碎了心。
值得欣慰的是父亲与新华印刷厂班子成员一道,筚路蓝缕,励精图治,把一个最初作坊式、职工只有几十号人的小厂,办成了一个近两千人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在承印《毛泽东选集》和省教科书及大量书刊任务中,工厂得到长足发展,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其突出业绩多次受到上级部门表彰。
马车井,这个在高山井街相对处于半封闭状态且“高高在上”的院落,似乎冥冥中注定要不同凡响:藏龙卧虎,人才辈出。据我所知,尽管这里住着的人家成分不一,境遇不同,但许多家庭都有自己的家训家规和好家风。父辈们忙于生计,彼此少有来往,但后一辈人却相处得非常融洽,大院里的孩子们极少斗嘴吵架。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分别上学、上山下乡,参加高考或入伍服役。有的当了大学的教授、医院的医生、企业的承包人、民营企业家、人民教师、媒体工作者等。在这些后辈人中都自食其力,遵规守纪,为社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时代变迁,马车井院再不是旧模样:我家门前那大片绿油油的菜地已建起了一座不伦不类的小楼房;那棵挺拔的黄葛树也已不见踪影。通往云盘山上的一片竹林建起了大学职工宿舍;大院门前两侧镜框里的凤爪已脱落不成形;院内似乎无人居住,缺少人气的古建筑已显得斑驳凋敝,只有那古旧的窗花格子和房顶上安卧的瑞兽默默注视着我,好像在问“客从何来?”一缕阳光照射进来,轻轻地抚摸着一排排青瓦和已有一层厚厚灰尘的阳台院坝,庭院显得更加幽深暗淡。面对此情此景,犹如珍藏在心中的一件件美好的东西瞬间被击碎,一种怅然和愤然油然而生。
暗淡了时空岁月,远去了鲜活面容。马车井院那些具有传奇故事的老人已先后作古,我们儿时的欢声笑语也已随风而去。无可奈何花落去,往事只待成追忆。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时代的潮流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及社会的面貌。高山井街及马车井院已落后于时代的车轮,它成为过去是自然规律。但对于哺育和滋养了我们的她,将永远留在我们记忆的最深处,不管此地将来会变成什么模样,都抹不去我们那份浓浓的乡愁。
编辑:范秦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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