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千红
认识惠兰是二十年前《蜀南文学》编辑部在彩灯公园组织的一次中篇小说创作笔会,那时,她在东碳厂上班。后来,我在新浪网开了一个博客,惠兰走了进来,这时的惠兰,已在大洋彼岸。五年前,惠兰要送加建老师、宗壤老师几部她新近出版的书,要我帮忙转送,她也同时把书送了给我,其中有一部就是《我们》,这是由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推出的思想类著作,周庆荣著,惠兰译,书籍的装帧十分考究,给人以空灵、静穆和深邃的感觉。惠兰用签字笔十分慎重地在扉页上题写了“惠兰英文译本 千红友惠存 ”,并附寄了一帧她的英文名片。打开书籍,左页是惠兰的英译,右页是60后代表诗人周庆荣的中文,这样的巧妙安排,既方便了识汉字而不识英文的读者,又方便了识英文而不识汉字的读者,当然,如果既识汉字又识英文的读者,则可以中英文对照着阅读,既可以理解原著的妙处,又可以感受译文的妙处,兼收并蓄,相得益彰。
《我们》以诗化的语言、散文的布局向我们呈现了作为60后的“我们”的境遇和心境、思想和反思、现实和未来。作为60后的我们,很容易被《我们》带入作品所呈现的“我们”的圆圈中。有人说,作为60后的“我们”,和50后“有关又无关”,和70后“有关又有别”,“我们”只能活在50后的影子中,同时,“又不如70后的一代来得洒脱、从容、干净、利索”。那么《我们》中的“我们”究竟是什么?《我们》知道——我们“孤独而美丽”,“我们自己为自己取暖”,“我们试图不被忽视地活着”,“在众人面前,坚强是我们唯一的表情”。
在一定环境中生长出来的“我们”,不可避免地会打上特定环境的烙印,“我们”的血,“我们”的肉,“我们”的筋,“我们”的骨,“我们”身躯由内而外的一切。如今,60后的“我们”都已过花甲,步入了“知天命”之年,正面临“卸下铠甲”,退休养老,“我们已没有了血肉和骨头,我们周围的血脉成为大地上的路径、河流和山系,……”“我们只有寻找属于自己的旋律,一觉醒来,我们不再青春年少,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早生白发,我们曾经皎洁的额头已刻下时光的沟回。”“属于我们的道路已经走完,所有的溪流是人类共同的汗水,所有的山系崛起成众人肩膀上全部的责任。”是啊,“我们自己的歌已经唱尽,明日依然回响的将是另一群人们那全新的歌谣。”“岁月荏苒”“光阴似箭”“时光如梭”这些曾经只有在“作文”中经常使用的词语,只有到我们现在的“我们”,才能真正读懂个中的全部内涵,不是“我们”不行了,走不动了,而是这个世界应该属于70后、80后、90后、00后们的了,是啊,伟大的中国梦就是这样一代一代的中国人在实现人生价值的不懈努力中描绘出来的。
《我们》对于我们来说,总是格外亲切,格外的近,里面的许多话似乎都是我们想说,而让《我们》代替我们说了,当我们品读着这一句又一句、已经沉静了的诗化的语言,又总能勾起我们渐行渐远、似乎已经陌生了的记忆。《我们》说:“我们出生的时候,周围只有一个梦想。”这个“出生的时候”应该就是上世纪60年代,中国正从三年自然灾害中艰难地走出来,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洪流中,每一个中国人都怀抱着同一个国家富强的中国梦。《我们》又说:“我们成长的时候,世界开始精彩。”这个“成长的时候”,应该毫无悬念的就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正从十年浩劫的动荡中艰难地走出来,当时的情景又仿佛历历在目,恢复中高考,参与真理标准的讨论,读《小河那边》的小说,思考黑格尔的哲学,看《庐山恋》电影,满怀豪情地唱“光荣属于八十年代的新一辈!”投身改革开放大潮,可以说,“我们”的成长伴随着中国的日新月异。正如《我们》所言:“我们从高高的山顶开始了我们长长的旅行,为了一片幽兰的小花,我们或许会作短暂的迂回。”又言:“我们先试着让自己长成藤蔓,在树干上匍匐,树木越长越高,我们以为那就是我们的高度。”再言:“我们最幸福的事是让我们中间那些感到不幸福的人,也能一起幸福。”
是啊,“我们”这一代60后,生也好,长也好,总是赶上了最好的时代。
末了,我们来说一说《我们》的译著者惠兰,惠兰本名王惠兰,是著名诗人、翻译家,中美文化交流者。惠兰成长于自流井,她的第一份工作就在自贡城区的东碳厂,现侨居美国。惠兰虽然长期生活在异国他乡,工作也从工厂到媒体,从市场到心理,从文字到IT间不断变换,但为人处事单纯简单,淡于人际交往。更难得的是,她从来没有离开过汉语写作,更没有离开诗歌创作。惠兰的主要文学著作有诗集《红烛》《飘香的毒药》等6部,主要译著除了《我们》,还有《一样的海》《我曾以为父亲是上帝》《派伊家的金吉儿》《人性的弱点》《飞越时尚圈》等。惠兰的诗,有着一种天然的清纯与美,并同时受到中美读者的关注与喜爱。很多时候,惠兰的粉丝们在聚会小酌时,有的甚至能整首整首地吟出惠兰的诗,比诗人自己记得还清楚。人们爱她的诗,是因为其诗的天然和美;她的诗,有着一种融合自然、融合中西、融合古今的独特韵味儿。
编辑:周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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