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子唯
□ 陈 桥
在自贡的有关史料中,偶尔可以看到一些关于裕商银行的零星记载。虽然这样的文字不多,但是这些记载却透露出一个重要的信息:在民国时期,自贡有过一家名为裕商银行的存在,而且其背后大有故事。大概是因为职业的原因吧,多年来我一直试图收集一些裕商银行的实物资料,哪怕是一鳞半爪。可是,不知是裕商银行在历史上存在的时间太短,还是缘分没到,这个意愿一直未能实现。
支票背后
一家由自贡盐商兴办的银行浮出水面
2017年元宵节的晚上,我幸运地得知一个消息,上海资深藏家归家麟先生藏有自贡的裕商银行票据。老实说,这个信息让我兴奋不已!我很快通过手机短信与远在上海的归先生取得了联系,终于有缘见到了两张十分完整的裕商银行现金支票。其中一枚是“六副全炘灶”开出的五百壹拾贰万元的现金支票,另外一枚为自贡著名盐商侯策名签章开出的银行支票(另文介绍)。
该支票(如下图)为竖式。票额正中的花弧里是由中文和英文“裕商银行”等文字组成的银行标识。支票上印有“支票编号”、“帐号”、“凭票祈付”、“裕商银行验付”等蓝色字样。从右至左钤有“私营企业存款”、“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自贡市支行贡井分理处”、“六副全炘灶”等戳记。显然,这是一张由自贡的名叫“六副全炘灶”的制盐灶商,于1951年11月28日开出的、人民币伍佰壹拾贰万元(旧币值)的银行支票。而且,人民银行沿用了民国时期裕商银行所印行的老票据来办理自己的业务。也就是说,在解放初期,新中国的人民银行在办理业务时,是在过去的裕商银行的票据上,加盖了“中国人民银行自贡市支行贡井分理处”戳记,就算是人民银行的支票了。这是建国初期,新成立的人民银行一边对外办理业务,一边还在自我完善的真实历史记录。
自贡裕商银行支票
经过深入研究后我发现,这家裕商银行是民国时期自贡盐商自行兴办的地方性银行。
尽管自贡的井盐一直以来都是名满天下,而且自贡的盐商亦曾“富甲郡邑”,但是,在民国中期的时候,可能大多数的自贡盐商,都还没有想到要兴办一家自己的银行。这倒不是说盐商们富有了,就不需要钱了。事实刚好相反。比如作为盐运商,要保证其盐运业务能够正常进行,往往需要有三套资金作保证,才能够把自己的生意“玩得转”。因此,他们大多都是离不开资金的借贷业务的。只是在民国的时候,开办银行的条件还是很高的。正如由重庆金融编写组编著的《重庆金融》(1991年重庆出版社出版)一书就说到:“当时国民政府的财政部就规定,要有两个以上已注册的银钱业合并始能组成一个新银行”。就是这一个条件,就很难达到了,可见自贡盐商们成功兴办裕商银行绝非小事。
追根溯源
一位自贡老乡大力促成“裕商银行”成立
民国19年(1930年)5月8日,国民政府任命王缵绪为财政部四川盐运使兼四川盐运缉私局长。王缵绪一上任,就“召集各军及产运销商人共同商议,决议招募多数认商”,“并规定章程,分配岸区,酌定销额”,施行一种“减产疏销”的盐务政策。因为这个新的盐务政策,自贡认商增为了150家,但是,“每月限销自贡引盐150傤,余则搭运积盐”。这样,每一个月对自贡富荣两场的井盐就直接硬性减产50傤。王缵绪推行的这个“减产疏销”的新盐务政策,致使自贡食盐的场商减少食盐生产量而最终导致减收。这时的自贡场商,特别是中小场商的利益受到了极大的侵害。实在没办法,这些盐商就想到找一个叫曾子唯的自贡老乡出面帮忙,争取省上的盐政当局,能够适当对自贡场商给予“照顾”。而曾子唯又特别愿意为家乡人办实事,因此很爽快地答应了自贡老家这些盐商的请求。
曾子唯(1887-1945)名宪章,号述孔,字子唯,自贡人。其祖父原本是自贡沿滩农民,年轻时到自流井当盐工。其父曾品珊开设小街茶馆,自此家境渐宽。子唯自幼好读书、善交游,考进四川成都速成军校,与四川刘湘、杨森、唐式遵、王瓒绪、饶国梁等是同班同学。毕业后,民国初年始任四川嘉定知县,后升候补道尹。1922年朱德去法国前,曾子唯曾派人送两百大洋资助。1926年,曾子唯将川军助吴佩孚,继而阵前倒戈投向北伐军,蒋介石收编并任命其为北伐革命军独立十三师师长(贺龙为独立十四师师长)。抗战时期,挂西南行营中将衔。1928年辗转到渝后开始致力商贸实业,1929年刘湘在菜园坝筹建重庆大学时,曾子唯是重庆大学校董之一。1931年前后,曾先后担任过重庆川盐、中和、自贡市裕商、四川建设银行董事长,后又任重庆盐业银行行长、四川建设银行董事长与四川省造币厂厂长。他创办了重庆烛光电灯公司,获重庆电力30年的专营权。他还先后投资章华剧场、育德(唯一)电影院、重庆孤儿院及小学。在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曾子唯任重庆市孤儿院董事长,直至去世。
受自贡老乡之托,曾子唯专程来到了军校同学、四川盐运使王缵绪的府上,与其述说了“减产疏销”政策对井盐场商正常生产和利益的影响,以及自贡场商的意见和请求,同时阐明了一个“同损同益”的利害关系。王缵绪为了缓和矛盾,表态同意在四川的盐运公益捐中拿出20万银元,作为对食盐生产商的减产津贴,并将这笔钱专门存入了川盐银行。哪知,川盐银行却把这20万银元移作他用,去开办了盐运保险业务。这笔钱本是由场商争取而来,事实上却是运商得了益,自贡的场商自然是坚决反对,后又经过多方面的努力,曾子唯才在第二年把这20万银元提回了自流井。针对这来之不易的20万银元,以及自贡盐商们的实际情况,见多识广、深谋远虑的曾子唯建议:“不要把这笔钱分散了,用来成立一家银行,活动金融,供各井灶商资金周转不足时予以借贷”。曾子唯的这个建议,自贡的场商们都觉得很好,于是通过开会研究决定施行,并给这家自贡盐商的银行取了一个很吉祥的名字:裕商银行。
民国22年(1933年)3月,以“短产津贴”20万银元作为股本金的自贡裕商银行终于在自贡的老君庙挂牌开业了,盐商们公推曾子唯为裕商银行董事长。为了拓展业务,他上任后很快就在成都和乐山成立了裕商银行的分行。
历史贡献
一个促进了“增产赶运”的自贡金融枢纽
银行,向来是高风险与高收益并存的特殊行业,没有“两把刷子”是很难玩得转的。裕商银行的董事长曾子唯虽出身行武,但其经商天赋和在重庆盐业银行、中和银行的励炼,使他的金融才干得到公认。曾子唯在重庆早就有“金融巨子”之誉,蒋介石、陈果夫兄弟、孔祥熙夫妇及颇具传奇色彩的孔二小姐等人一度均为曾子唯重庆“唯庐”家中的常客。裕商银行由具有如此能力和社会背景的曾子唯来担任董事长,无论是在风险控制方面,还是在同业竞争方面,都受益匪浅。
传统的银行业务,都是以贷款与存款的利息差来获得收益的。自然,狠抓存款业务的发展,拓宽存款来源就成为了银行工作的重中之重,裕商银行也是这样。当时,裕商银行主要开办了以下业务:各种存款、贴现、汇兑,代办井灶、团体的款项收交等,同时,也为盐商办理贷款业务。在当时的自贡,有两家单位的存款业务被裕商银行包揽,足以说明其强悍的竞争力。一是蜀光中学这样的存款大户,裕商银行不但为其办理日常的存取款业务,还每学期为学校代收学费、专项存储盐产运商为学校捐赠的经费、以及盐务管理局给学校的补贴款项。二是民国26年(1937年)的时候,国民政府施行了“民制,官收,官运,民销”的战时盐务管理政策,所有的食盐皆由盐务局统一定价,统一收售,统一运输。而当时自贡的这些“官收、官运”之盐,销售之后回笼的盐款都存入了裕商银行。据史料记载,抗战时期自贡的井盐产量快速增长,1938年就高达457万担,比1937年的328万担增加39%;1941年更是达到526万担之巨。而整个抗战期间自贡的盐产量每年都是维持在480万担左右。可以想象,当时滚动存入裕商银行的的盐业款项,其数额之大。
有了存款,裕商银行开始大力为自贡盐商办理贷款业务。当时,自流井不少的井灶商,都与裕商银行签定了存贷合作协议,即平时这些井灶商的所有资金往来都委托裕商银行代办,他们暂时不用的钱,自然都存在了裕商银行。同时,这些井灶商还将其营业执照抵押在裕商银行,只要有资金需求,就随时可以在裕商银行办理贷款。只是所办理的贷款,要先扣除购盐款,以保证贷款用于购盐。这也就和我们今天的银行贷款一样,所贷之款要做到专款专用。其时,自流井的盐商张毅甫、王集良、黄象权等都是裕商银行的贷款户。值得一提的是,裕商银行对于自流井有名的熊佐周、罗筱元、罗华垓等一批在抗战中起家的大盐商,都尽力贷款支持,最大限度的满足他们的资金需要。由此可见,裕商银行作为地方性银行,对于自贡的井盐生产与发展,也包括抗战时期的“增产赶运”都是发挥了积极作用的。
尾 声
资料显示,裕商银行是在民国22年(1933年)在自贡开业,于新中国成立前夕停业的。按理说,裕商银行经营的时间也有十多年,那为什么相关的历史记载却很少呢?而且,在十分有限的裕商银行的史料中,还有一些问题,让我们今天看起来老是难以捉摸。比如:1994年2月,四川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自贡市金融志》一书中说:“裕商银行总行创立于民国22年(1933年)3月,经过变迁,由自流井川盐银行改组而成”。显然,这个记述是有些问题的:即然“裕商银行总行创立于民国22年”,那又怎么会“经过变迁,由自流井川盐银行改组而成”呢?或许,这是《自贡市金融志》当时成书时史料的局限;或许,这是《自贡市金融志》编、审之误所致。此外,还有诸如裕商银行的股东构成,股权结构,具体的停业时间、停业原因等都还需要更多的专家学者、地方史学爱好者等进一步发掘,为自贡还原一个真实、清晰的裕商银行。
编辑:范秦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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