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贡网讯(记者 缪静)在浩如烟海的文字里,有地方志编修者们少有言说和难以尽述的艰辛。一卷一卷的志书背后,是他们的平静与豁达。他们说:“虽不能尽善尽美,但已尽心尽力。”
两代修志人,奋笔写春秋。近日,本报记者接触采访到那些与青灯黄卷相伴,为自贡地方志编修工作而默默付出的人们,他们把心血汇聚成“地方百科全书”。
苏铁生在整理资料
修志人“苏君”
历史沉浮中“陈酿”时代巨制
秋意渐浓,黄叶飘飞。富顺县政府老宿舍楼内,一位被雅称为“苏君”的耄耋老人,精神矍铄,在窗前电脑旁一坐就是半天。早上起来刷刷微信朋友圈,编辑未刊资料,整理书稿,“码字”依然是他退休20年后的最大乐趣。
“苏君”,便是曾任富顺县志办公室主任兼《富顺县志》总编辑的苏铁生。从1983年起,他用10年时间牵头编纂完成《富顺县志(1993年版)》,成为当年县委、县政府表彰的“首批有特殊贡献的拔尖人才”,先后代表自贡参加省内外地方志学术活动,成为学科带头人。
“修志是职务行为,虽经艰难曲折,却也是分内之事。”若干年后回忆,苏老将这段经历视作自己人生最大的一笔精神财富。
在苏老看来,一部地方志就是记载一方水土之上的人和事,是一方人的精神家园,从中能够读到区域的变迁、生命的阅历和故乡的情怀。“延续了这些共同记忆,也就留住了乡愁。”
自认为不善言辞、不善应酬的苏老,人生经历曲折。他亲历过共和国时期的各阶段政治运动和社会变革,熟知本县人物沉浮和风云变幻,即便跌入人生的低谷,也勤勉一贯,以读书度日。因富顺自古号称“文化乡邦”,馆藏丰富的县图书舘,意外成为了他的“大学”。
1982年冬,全国开展首轮修志工作。县里指定由苏铁生编修县志。“平生自学所得的历史知识,在这里得到梳理整合,获益巨大。”苏老望着窗外,调转时空的记忆奔涌。
修志伊始,县档案局(馆)仅有乾隆、民国两部旧县志,以及不多的民国档案。县志办公室聘请了十余位阅历丰富、文字功底足的老同志共同齐力完成这一重要任务。在县档案局的支持与帮助下,历时三月,苏铁生查遍解放前后富顺地方历史政治经济文化人物档案。随后,开赴省档案馆,遍查民国县政府上报省府的各类资料,收获颇丰。
更为艰巨的工作是“补遗”——从国内外复印缺失的志书。由苏铁生牵头的编辑部做到了。有清康熙二十五年本《叙州府.富顺县志》(原藏日本上野图书馆)、清道光七年本《富顺县志》(原藏四川省图书馆)、清同治十一年本《富顺县志》(原藏四川大学图书馆),以及清光绪三十一年《富顺县乡土志手写稿本》(原藏四川大学图书馆)。自此,历代县志大体收齐。修志个中细节,有据可依,有史可查。1990年,市政府任命苏铁生担任自贡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委员、《自贡市志》副总纂。
“《新修地方志工作条例》规定县志字数不能超过130万,许多历史资料被弃置无用。”对此,苏老常怀负疚之感。眼下,81岁的苏老继续关注着民间散失的历史资料。他收集到有清代翰林廖正华的老照片、宋育仁的《说文部首》、陈崇哲的《玩春荑阁文集》以及大量古籍地图、民国文献、家乘族谱、回忆录、乡镇地理人文综合资料等。
现在,“苏君”一直居住在富顺县政府老宿舍,想多读点书,再做点事。
吴远福在采录资料途中
修志人“巴骄”
独立学者上山下乡寻历史真相
“机遇总是偏爱有准备的头脑。”曾担任过企业高管的修志人吴远福对这句名言,深信不疑。
因酷爱地方文史,他放弃了沿海外资企业抛出的橄榄枝,成为一名独立学者,职业自由。这在外人看来“有些犯傻”。
2007年12月,大安区牛佛镇正式启动镇志编修工作。听说这事,已过不惑之年的吴远福眼睛亮了:“要深入研究乡土文化,这是个绝好的切入点!”吴远福欣然应邀参与《牛佛镇志》的编纂工作,到牛佛“上山下乡”,后被聘为主编。一开始,他便到富顺县档案馆查阅文献,收集资料。住在富顺县城简陋的小旅馆里,一待就是4个月。次年4月起,开始在镇内30多个村采录口碑资料。
编修地方志,涉及到一个地方的自然地理、社会人文、政治经济、古迹遗存、风土人情等等。须把零散的史料汇集拢,经过筛选整理,使之形成体系。因牛佛镇此前没有编修过镇志,有关牛佛的历史就如同散落的珍珠。吴远福常把自己称作“拾荒人”,专门去捡拾那些散落在历史长河中的珠玑,并执意要把它们串成一条美丽的珠链。
而档案馆、图书馆的现成资料毕竟是有限的。乡土的历史和文化,必然会沉淀在乡土的山水市井之中,以及人们的社会活动和日常生活里。吴远福热情似火,他决心要厘清牛佛的历史源流,并将其独特的魅力风情展现给世人。走乡串户,访贤问老,决不放过任何一条有价值的信息和线索。
有关牛佛历史上曾有过的“义渡”,虽然在人们的口中流传,却不能详其究竟。吴远福考证出“牛佛义渡”的缘起和运作模式,竟是在一次“上山下乡”的口碑资料收集过程中。吴远福在山野中找到了刻成于150多年前的碑刻实物,并解读出了有关义渡详尽而完整的历史信息。
“吴老师,我们村有口塘边的石板上刻有字。”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后的那个下午,根据红星村村支书提供的线索,吴远福来到牛王山后山实地查考。面对被当作沟渠盖板的石板,他抓起路旁的谷草,用力擦去上面的黄泥。当“王三畏”“李陶淑”等名字赫然出现在眼前,吴远福内心震撼了——“这块石碑与自流井大盐商有关!”
逐字研读,碑文记述的竟是设立牛佛义渡的相关内容。这块横陈于道的垫脚石,原来是《牛佛义渡章程碑》,不知何时被村民搬去打造猪圈,又不知何时被弃置于荒野。看到石碑上下两端被凿出的凹槽和被损毁的文字,吴远福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左下角的碑文戛然而止,且无刊立时间。根据经验,吴远福断定必然还有至少一块碑与之相衔接,方能完整。
世间竟有如此巧事!尔后,吴远福在牛佛镇王爷庙社区找到了第二块石碑,终于将分身异处、失散数十年的一对石碑重新聚集在了一起,合璧而为义渡章程的完整内容。自此,有关“牛佛义渡”的诸多谜题得以解开。
《牛佛镇志》完成后,吴远福参加了《大安区志(1989-2006)》的编纂工作,并担任副总编。谈及将来的打算,吴远福说,在他的有生之年,应该还有机会和精力参加下一轮的修志工作。
地方志留乡愁
资料散失和专家型人才缺乏
记者从市地方志办了解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编修已开展了两轮。自贡市在第二轮修志规划中,明确将市志和四区两县及高新区共8部志书纳入规划范围,现已全部出版。
但是,修志过程中面临的新问题和新挑战不少。
市地方志办主任陈思禄坦言,第二轮修志时,由于体制的变化,国家对资源的调节分配大部分改由市场进行,特别是政府经济管理部门,其设置和职能与首轮修志相比,已有了很大变化。有些传统的管理部门被撤销合并,有些单位则随着业务规模的扩大进行了拆分,一些公共事业由政府管理推向市场服务,加之一些部门不重视基础工作,造成资料收集难度增大。
“我们在修志中发现,一些部门的志稿质量较差,突出表现为资料残缺不全,其重要原因是档案资料管理不规范,许多部门对每年的资料没有进行系统地收集、整理、归档,造成资料散失。”对于困扰修志的档案问题,陈思禄不无忧虑。
修志作为一项专业性较强的工作,不仅需要熟悉各方面工作的综合性人才,也需要具有修志理论和实践经验的专业性人才。但从参与第二轮修志的人员结构来看,多为兼职。随着首轮修志人员的陆续退休,市、县(区)两级地方志队伍专家型人才缺乏,存在统筹谋划不足、业务指导不到位、工作系统性不强的问题,造成一些工作多次反复,多少在修志效率和质量上有所影响。
编辑:范秦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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