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故纸背后的自贡井盐》专题集藏里,有一枚特别的银行现金支票。之所以说它特别,是因为支票上有个极不容易的历史巧合:开具这枚现金支票的主人叫"侯策名"(见其红色名章),他当时即是"中国人民银行自贡市支行贡井分理处"的客户(同济复兴灶老板),同时,又曾是支票上所印有的"裕商银行"的行长(经理)、大股东。当然,也是自流井盐场一代风云人物。
新四大家族的代表
在自贡盐业历史上,一直都有"老四大家族"和"新四大家族"之说。前者是指在清末民初的时候,以"王三畏堂"为代表的"王、李、胡、颜"老四大家族。后者,则是说在民国时期所新产生的,以侯策名为代表的自流井"侯、熊、罗、罗"新四大家族。"候、熊、罗、罗"即是候策名、熊佐周、罗筱元、罗华垓四大家。其中,侯策名因为经历特殊、资产规模大,成就显著而极具代表性。
侯策名,又名天府(1886 ---1977)自贡瓦窑冲(现贡井区中溪河上游处)人,其先辈几代均定居于此。侯策名的父亲侯春山在中溪河边租几亩熟土种小菜为生。其父亲死后,举家迁至贡井广东街居住,靠母亲绩麻、养蚕及与人洗衣、做鞋,维持一家五口生活。
1899年,侯策名14岁,经亲戚介绍到淮源井当学徒。三年学习期满,提升为职员,作帮账、管账,这时的侯策名开始逐步承担起了养家糊口的责任。1923年,侯策名凑集银元500块,与倪敬先、姚铸等人在自流井组建谦信盐号,并担任业务(经营)。因生意超好,谦信盐号第一年就赚了个对本。
1927年,贡井盐商胡铁华因经营不善,亏损负债渐多,将其同新笕所有的输卤笕管两条和天然气灶99口,全部租出,侯策名便与陈仿陶、刘体朱一道,完全按胡家要价照约承租。并集资3万银元,建成"达记"钱庄,统办自己租赁经营的"井、灶、笕"之所有经济往来业务,侯任经理。当时,为筹集租金,侯策名还用所租来的企业名义,预卖出4个月的15载盐(每载合60吨),先收得盐款1.5万元,如期交付胡家第二期稳租银(一年的租金零上涨)。如此之资本运作,不但实现了以小搏大的经营收益。同时也具备了继续承租的话语权。于是,"侯借机挟持胡家,使其同意以租为佃,佃价除用稳租抵扣外,其余由侯等分期交付"。从此,"使胡家企业,变为侯、陈、刘三人所有"。侯策名并将其所获利润,又佃入其它便宜井灶,先后计有92口之多。 1932年,侯策名与熊佐周、罗筱元、罗华垓等同业,联合集资2.5万元,自行开凿葆贞、蔚蒸、载福等瓦斯井,共获煎火圈620口,月产火花盐1950吨。至此,侯策名个人已拥有火灶100余口,加之又复凿天咸井,产卤咸重,其资本则是更加状大。为免遭盐岩井商制约之苦,侯策名等复锉大咸井成功,"产丰咸重",资本更加壮大。侯策名在井、笕、灶获得成功后,又积极发展运盐业务,极力反对专商制度。当盐务当局决定取消专商后,侯策名则以"兴利"牌名作为运盐商号,并与熊、罗一起组建"钱福湘"盐号,自己担任经理,将自贡井盐运至宜昌、沙市、湘西等地销售,与淮盐竞销。后又与盐商余述怀、刘瀛州在重庆开办建设银行,加强多方联络。
抗日战争开始,沿海盐区沦陷,湘、鄂等省急需川盐供应,侯策名趁机大力发展。从1940年起,侯策名先后联合大小股份新开办"全兴"、"中华"两个专门运盐的盐号,投入川盐的"增产赶运"中。因为这个时候自流井的盐运业务量大,利润高,昔日运商趋之若鹜,再加上与"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有着密切联系的淮盐运商的强势进入,"几乎把四川运商排挤殆近"。史料记载:当时自贡井盐的配运引额是每月300载,但是,其中百分之九十九的运载却被淮盐运商所控制。侯策名因担任运商办事处主任职,其独资经营的"兴利盐号"才保得泸纳岸每月引盐3载之额度。因为候策名所经营的泸州、纳溪等岸,运途近,运费省,风险小,资金快,多销快售,却是利润不菲。抗战胜利后,有人统计,除原有火灶,加上新佃同兴井,侯策名共拥有火灶200口以上,每月产盐量达10载。使之在盐场上的井、笕、灶号皆齐,企业财产己超过100万元(以银元计),成为自贡的新兴的大盐商之一,为盐场举足轻重的人物。
侯策名是一位爱国的民族资本家,进步工商业者。历任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二、三届四川省人大代表,自贡市副市长,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民建中央委员,四川省工商联副主任等职。
盐商中的银行家
1949年12月5日子夜,中国人民解放军10军28师82团的先头部队,在中共地下党员的带领下抵达自贡市中心。随后,国民党市政府市长甘绩丕、警备司令部副司令杨续云等人,迎接解放军首长秦之光、田海等进入市政府,并声明起义;解放军接受起义,自贡获得和平解放。刚刚解放的盐都自贡,百废待举,人民政权的银行——中国人民银行自贡市支行,也同所有的机构、部门一样,几乎是白手起家。然而,金融是经济的核心。当时,如果没有起码的金融服务,自贡的经济将导致瘫痪,人们的生活亦会十分困难。为解决这一问题,中国人民银行自贡市支行一边加紧筹备(就连自己的银行现金支票都还没有印制好),一边就开始对外办理金融业务了。这枚1951年11月28日,加盖"中国人民银行自贡市支行贡井办事处"的"裕商银行现金支票",就记录和见证了解放之初,自贡这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裕商银行,是自贡盐商在民国时期(1933年3月)自己创办的地方性银行。总行设在当时自贡的老君庙。董事长是著名川军将领曾子维(自贡人),行长(总经理)则是自贡著名盐商侯策名。
其实,侯策名不但是一位杰出的盐业商人,也还是一名优秀的银行家。只是因侯策名位居自贡"新四大盐商"之首,且有"盐业巨子"之誉,显然,这如雷贯耳的商名早就把他金融家之名掩盖了。
早在民国11年(1922年)的时候,侯策名曾想方设法凑集了500银元,同王吉星、陈仿陶在自流井开设"益记钱庄",并担任钱庄经理,负责其业务经营与管理。其他两个合伙人则分别负责钱庄的内务和外场。尽管当时的"益记钱庄"资本不够"雄实",只能做一些零敲碎打存款、放款业务,但是,善于观察分析的侯策名却借此平台,很快摸清楚了从事钱庄买卖的个中"道道",很快就进入了角色。然而,业务平淡的"益记钱庄"实难满足候策名自己的发展需求。 这时,侯策名发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当时自流井的茶馆,天天商贾云集,很多的盐业生意都是在茶馆里就谈成。 于是,他便经常去这些茶馆,一边喝茶,一边"观风察色",学习、了解盐运业务。不久便果断决策,将"益记钱庄"改组为"谦信盐号",自任经理。后又在重庆设办事处,由一个叫肖冀之的人为重庆办事处负责人。没有想到的是,就是这个肖冀之,使侯策名在重庆工商界、金融界崭露头角,一举成名,为以后的成功大下了坚实基础。
原来,盐号外聘的这个重庆办事处负责人肖冀之,同时还担任庄客的角色,长住重庆。其主要任务是销售自贡井盐,和以盐作抵押向重庆的银行、钱庄贷款。当时,这种"借贷在渝,放款在井"(自贡商场上称之为"卖渝票")的营运模式,着实让"谦信盐号"获利颇多。不料,肖冀之却因为挪用号款私作生意,亏空银元11000余元(其中有7000元还是给重庆几家钱庄的贷款),却溜之大吉。面对如此惨重打击,侯策名以信誉为重,挺身面对,在重庆邀请了所有债权人,并当众公布肖冀之卷款潜逃,所欠款项概由本人负责担保,分三期归还(以四个月为一期)。此举,在当时"倒账成风"的重庆是极为少见。侯策名由此赢得社会好感,在重庆和自贡的金融、工商各界信誉初立。
之后,侯策名借凭自己的金融、经商才干,和已有的良好社会信誉,对发展自己的事业更是如鱼得水。他一边极力扩大自己的盐业帝国,一边紧紧抓住金融这条已经熟悉的主线不放。 很快侯策名就以"邀会"的传统筹资方式,与当时自流井的陈仿陶、刘体泉三人又共同集资兴办了自流井有名的"达记钱庄"。于是,他紧紧依靠"达记钱庄"这个融资平台,快速发展自己的盐业产业。最著名的一单生意就是由上所说的,是在他人还踌躇未定的时候,以快速、果断的个人魅力,一切按照胡家所提条件,一举拿下了自流井著名盐商胡氏家族"同新笕、达成灶"的整个租佃业务。这是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后期,自流井八店街广为流传的一个热门话题。
有了井灶背景的"达记钱庄",从此更是生意"火爆",曾一度出现市民踊跃存款,"头寸"(之金融机构可实际支配使用的钱)充足的喜人局面。有了资金使用的主动权,侯策名就在常用的盐业器材价贱时,大批购进以等待市场;在井盐跌价时,亦是储备不卖,待价而沽。如此循环往复,侯策名资产就像滚雪球般的增长。 凭着个人社会信誉、经营才干、不断状大的个人资产,还有处理自流井一些疑难问题的能力,在民国19年(1930年)自贡商会改选的时候,侯策名被推举为了商会主席,且连任两届。民国22年(1933年)3月,自贡盐商组织开办的"自贡裕商银行"在自流井的老君庙挂牌开业,侯策名任行长(经理),负责银行的整个业务经营与管理工作。后又继任董事长,至新中国成立后自贡裕商银行停业为止。其间,侯策名还同时担任过宏裕银号董事长、四川建设银行董事长、自贡银钱业公会理事长等金融业多个高管职务。侯策名不愧为出色的银行家。
公私合营的带头人
1948年7、8月间,川康盐务局新任局长钮建霞在自流井召开场商、运商会,宣布对自贡井盐停止官收。这是对盐商的致命打击。这时,南京早已解放(1948年4月33日),国民党政权行将崩溃,货币通胀。侯策名亦瞬间由放款者变为贷款者,而负债累累。加之,当时的子金三天一滚,甚至一天一滚,运商不购盐,官收又停止,井灶收入来源枯竭,绝大多数井灶停推停煎,而惶惶不可终日。好不容易熬到重庆解放(1949年11月30日),重庆经济形势顿行改观,盐价随之上涨(每担由几元涨到10元)。侯策名抓住这个机会,立刻把重庆的所有存盐销售一空,清偿了在渝的全部债款,于1950年初回到自贡。面对自贡一片凋零的盐业产业,侯策名心灰意冷,决意"不再浪迹于风险丛生的商场",而希望拥有一个自己安定的晚年。
侯策名从重庆回到自贡,正值人民政府开始很抓生产恢复,努力发展盐业生产之开始。但是,因为"侯策名开初对党和政府的政策不够了解,心存恐惧,满腹狐疑",而没有积极性。有一天,自贡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兼川康盐务管理局军事代表扬寿山召集自贡各场商开会,宣布了党对私营工商企业的政策。并说:"我们对民族工商业者的企业不没收......,对你们所欠之公款我们可以缓收,希望大家把盐场生产赶快恢复起来"。会后,侯策名在家里仍然徘徊惶恐,进而更为胆怯。最后打算"全部脱手"。他把自己在自贡盐场的全部井、灶、笕企业,列开清册,同时附上所欠公、私债款清单(已资不抵债),送请人民政府接收。对此,自贡军管会及时分析了侯策名的历史和现状,以及其在盐业方面的经营管理能力,认为他还可以为人民做些事情,还可以发挥作用。于是,扬寿山专门找侯谈话,与其交流沟通。并表态:立即恢复食盐公收。而且对拖欠工资所引起的劳资纠纷,由人民政府出面协商,分期付款。倍受感动的侯策名于是"立即着手恢复生产"。当时,侯策名恢复盐业生产的行动很好的带动了一些观望未定的场商。从此,自贡盐场开始进入恢复生产的的正常轨道。
1954年1月6日至16日,中财委经党中央批准,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扩展公私合营工业计划会议,为1954年全国范围的私营工业企业扩展公私合营拉开了序幕。作为会议的准备,各省市遵照中央的部署和要求,会前即对各自地区公私合营的现状进行了调查,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1954年扩展公私合营的计划。11天的会议最后形成了《关于一九五四年扩展公私合营工业计划会议的报告》以及《关于有步骤地将有十个工人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的意见》。会后,经中财委(资)再次修改,1954年1月30日上报中央。3月4日,中共中央批准了会议的《意见》和《报告》。此会议精神以及会议形成并经中央批准的两个文件,就成为1954年扩展公私合营工作的指导性文件。在此背景下,自贡的公私合营工作正式启动。
此时的自贡,因盐业产业发大,从事盐业生产、经营的私营业主众多,公私合营成为了当时的重点和难点工作。自贡市政府采取了以点带面的工作方略,首先从侯策名等有影响力的人物入手,以此推进全自贡盐业企业的公私合营工作。
1954年初期,自贡盐业实行第一批公私合营。史料记载:"当政府宣布了政策之后,侯策名、侯性涵即打报告,积极响应"。此举,在自贡盐业界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1954年4月8日,侯策名与其他工商业者(熊佐周、罗筱元、罗华垓、邓华明)的企业经批准合营,成立了自贡市大明制盐有限公司筹备委员会。1954年10月8日,经人民政府批准,正式成立公私合营建华制盐有限公司(1956年1月1日起更名为公私合营自贡建华制盐厂),公司董事长由向光生担任。私股董事有侯策名、罗筱元、熊佐周、罗华垓、陈芳模。其中,由国家投资25万元,实行公司合营。这是自贡较早的公私合营的盐业企业,影响较大。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时候,已有156户井、灶商并入了建华盐厂。侯策名在公私合营的私股中,成为全市之冠,约值44万元(新人民币),年百分之五定息2万余元。年过古稀的侯策名,常常深有感触地对人说:跟着共产党才是光明之路"。(陈桥)
编辑:范秦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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