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间,人们喜欢把自己的家乡称之为老家,这意味着老家是自己的根,是乡愁的缘起之地,是一生的牵挂和念想。伍松乔先生生于泸州,长于富顺,而后在蓉工作多年,直至退休。而富顺,一直是松乔先生挂在嘴边的那个老家,那个有着悠久历史而又具体可感的千年古城,不论是规模宏大的富顺文庙,还是市井味十足的富顺豆花,都为先生引以为豪。当然,最为先生所乐道的,是这片广袤的紫色丘陵,在为县民提供生存之需的同时,更孕育出一番才子辈出的文化胜景。
也许正基于此,松乔先生选择了文化的征途。
初识伍松乔,是2003年富顺二中举办百年校庆,松乔先生是二中校友中文化界的代表之一,我因参与筹办校庆,得以认识先生。在此之前,我仅知道,松乔先生是从富顺走出去的知名作家,读过他为家乡文学现象写的《富顺有群苦吟派》,文章客观地评价了彼时富顺文学群体的艰难创作,也饱含深情地道出了先生对家乡文学发展的厚望,那个时候,我还不在先生所述的“苦吟派”之列。此后,因为写作和工作的原因,我与先生的接触逐渐多了起来,亦师亦友已然15个年头。
回顾这些年来自己的文字缘分,从纯粹的文学创作逐步转向写作兼及文化探讨。促使我做出这一选择的引导者,或者说发生这一调整的主要动因,便是松乔先生。2009年,县里召开他的新著《媒体上的文化庄稼》作品研讨会,媒体与文化,作为一项崭新的课题正式亮相于世人面前,作为一名资深的报人,松乔先生在这部作品中系统地阐述了他对媒体与文化的认识和见解。可以说,这部书既是对媒体的思考,更是对文化的贡献。那段时间,我刚刚完成随笔集《富顺:另一种阅读方式》书稿的写作,松乔先生给了莫大的鼓励,他勉励我说,这个题材很好,富顺本身就有取之不竭的素材,值得写,更重要的是,富顺也是我们的家乡,应该写。可以说,是先生的鼓励促使我继续后来的写作,也是先生的家乡情怀激励我更多关注本土文化。
与松乔先生交往最为密切始于2012年,那时我刚到县文体广新局工作,为更充分地汇聚富顺文化人才智库资源,策划了“文化名人故乡行”活动,也正是因为这看起来是一次“走一走、聊一聊”的活动,使我对文化工作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富顺不愧是一个才子之乡,更难能可贵的是,那么多在外的文化人士,内心都有一种不可言状的家乡情怀,尤其是谈到富顺的文化,他们的目光充满期待,为家乡建言出策更是不遗余力。此后,县里出台一系列关于文化建设的举措,而松乔先生,几乎事事都参与其中,乐此不疲,无私奉献。后来,县里实施传统教化、典型感化、文化润化“三化”建设,松乔先生被聘为文化顾问,他每年回富顺的次数更加多了。伍奕曾经告诉我说,父亲退休后参与了很多与文化有关的社会工作,但他最爱去的地方就是富顺。在松乔先生心里,富顺文化的事俨然就是他自己的事。我犹记得,在编辑《富顺背影——世纪老照片》这部书的时候,为了弄清楚照片解读的每一个细节,松乔先生先后四五次回富顺与大家反复研讨,反复推敲,先生对待文化的虔诚与缜密,让我辈后生肃然起敬。这部书出版后产生了较好的反响,遗憾的是,因为出版方不是川内出版机构,次年未能申报省里“五个一”工程的评奖。但先生为此的付出,我相信谁也不会忘记。
文为心声,始于故里。松乔先生著作丰厚,从《姓甚名谁》,到《千古一梦大雅堂》,充分展现了先生的情思与才华。而对于家乡富顺,先生笔下篇幅甚多,2016年出版的散文集《十字岭,识字岭》就是一部写给家乡的书,如果说这部书有一条线索的话,那么这条线索就叫乡愁。有人说乡愁是属于个人的,但我认为,松乔先生的乡愁更多了一层含义,那就是对家乡的展望和期待。先生为“富顺文化系列丛书”所撰写的总序,题目就叫《文化的“落地”》。在先生看来,家乡富顺的文化应该像一粒粒品质优良的种子,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富顺县城三面环水的地理结构,被广泛认为是中国古城选址的典范。更可贵的是,城内湖山相接,辉映成趣,为历代文人墨客所流连。戊戌六君子之一、邑人刘光第先生曾有“县有湖山高蜀国,梦随烟月落杭州。漫怜词客清寒甚,踏叶来占易洞秋”的诗句。如果说城内湖山就是我们这座城市的文化灵魂,那么,它就一定会接纳从这里走出去的每一个书生,他们风尘仆仆,光芒四射。只有这样,我才能真的确信,先生还将在这湖山之间掩卷沉思,舞文弄墨。高仁斌/文
编辑:张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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