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贡网讯(记者 蒋周德)沿滩区仙市镇人宋育仁,是近代史上“睁眼看世界”的四川第一人、四川维新运动领袖、四川报业鼻祖。
宋育仁一生著述丰富,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史学、音律等方面。本世纪以来,市内外出现了一批宋育仁的仰慕者,他们痴迷研究其人其事其著作和思想,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图书编辑董凌锋博士是其中的佼佼者。他潜心研究宋育仁维新思想13年,出版学术专著《宋育仁维新思想研究》,并以勤学不辍、坚忍不拔的精神,主编了大型历史文献丛书《宋育仁文集》(共14册),收集了中国大陆地区目前能搜集到的宋育仁的所有著述。
《宋育仁文集》从申报选题到正式出版历时8年。近日,记者经自贡籍文化学者、蜀学研究专家钟永新介绍,及其提供的相关学术访谈文章,探究到了董凌锋主编大型历史文献丛书《宋育仁文集》的相关情况。
一介书生宋育仁密谋奇袭日寇
19世纪末,世界列强咄咄逼人,清王朝腐朽没落,神州大地涌现出诸多探求救亡图存新路的爱国志士,维新思想家和实践家宋育仁是其中之一。
1958年,宋育仁出生于沿滩区仙市镇大岩村二组一个小地名叫“倒石桥”的地方。宋育仁幼年时父母双亡,他跟随伯父到广汉发奋苦读。1884年,宋育仁写出《周礼十种》,后来康有为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鼓吹变法,其思想根源即基于此。宋育仁28岁中进士,被授翰林院庶吉士。5年后,他写成《时务论》《时务论外篇》,阐述维新变法主张,倡言向西方学习,提出“君民共治”,引得朝野注目,他因此被称为“新学巨子”。1894年,宋育仁以二等参赞官身份,出使英法意比四国。他在深入考察欧洲各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风土人情后,写出了在国内引起巨大反响的《泰西各国采风记》。这年10月,一介书生宋育仁还与清政府驻英使馆参议杨宜治、翻译王丰镐等人密谋奇袭日本本土。遗憾的是,就在“炮械齐备,整装待发”时,慈禧等当权派一味求和,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1896年3月,宋育仁因熟悉外洋工商之学,被举荐回川办理商务、矿务。在他的推动下,重庆、成都等地开办了洋车、洋烛、玻璃、烟卷、药材等多家公司,促进了四川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1897年10月,他联络杨道南等在重庆创办四川第一家报刊《渝报》,成为四川报业第一人。次年,宋育仁到成都兼任尊经书院院长,同杨道南、吴之英、廖平等创办成都第一家报刊《蜀学报》。
董凌锋执着研究宋育仁维新思想
1998年,18岁的董凌锋从山西省五寨师范学校毕业,并考入山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就读本科。4年后,他又考入内蒙古大学历史系,攻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学位。
2003年冬,导师让董凌锋思考硕士学位论文选题。他到学校图书馆查阅资料,在翻阅陈旭麓(著名历史学家、华东师范大学创始人之一)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词典》时,无意中翻到一个名为 “宋育仁”的辞条,并被辞条中所记述的堪称传奇的宋育仁的不凡人生经历深深地吸引。他初步判断宋育仁是个值得研究的历史人物。随即,他查阅相关的学术史资料,得知那时宋育仁研究还刚刚起步,学术成果很少。在征得导师意见后,他把“维新运动期间宋育仁的思想研究”确定为硕士学位论文题目,并开始研究。
“维新强国是近代不少仁人志士苦心追求的救国方案,也是宋育仁大半生为之奋斗的梦想。为此,他依次扮演了早期维新派、戊戌维新派、清末立宪派3种角色。为实现维新强国梦想,宋育仁不仅扮演了‘坐而言’的维新思想家的角色,大量著书立说,构建维新理论体系,而且身体力行,充当了‘起而行’的维新实践家角色。”董凌锋介绍说,他因此着重研究宋育仁的维新思想。
“人都是时代的产物,每一个人的思想言行都会打上深深的时代烙印。”董凌锋回忆说,他注重从近代中国的历史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并将宋育仁和同时代的思想家进行比较研究。
董凌锋总结认为,宋育仁的思想主要有3个特点:西学中源、崇古尊儒;关注经济、追求富强;忧患意识、经世观念。
2005年,董凌锋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攻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学位。他一如既往地研究宋育仁,发表《维新运动期间宋育仁政治思想研究》《维新运动期间宋育仁经济思想研究》,并以“宋育仁维新思想研究”为题,完成了10万字的博士学位论文。
毕业后,董凌锋虽然不在研究岗位工作,但没有放弃对宋育仁的关注和研究。他在相关学术刊物上相继发表了《维新运动期间宋育仁经济思想研究》《宋育仁的吏治思想简论》《宋育仁的边疆思想》《宋育仁银行思想简论》《宋育仁工商思想探析》《宋育仁公司思想初探》等文章。
董凌锋对其博士学位论文进行大幅修改、扩充、润色,撰成学术著作《宋育仁维新思想研究》,于2016年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
《宋育仁文集》一波三折终于面世
“宋育仁著作等身、门类庞杂,但亡佚者甚多,存世的也是分散收藏于全国各地图书馆,查阅使用极其不便。”董凌锋回忆说,十几年前他在撰写硕士学位论文《维新运动期间宋育仁思想研究》时,为了搜集宋育仁在维新运动期间撰写的著述,自费去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查阅史料,其间因驻地偏远而不得不一大早去挤公交车、路边吃便饭。因图书馆收藏的宋育仁著述无法复印,又不得不逐词逐句抄写。这些遭遇,让他深感宋育仁著述的收藏过于分散,不利于宋育仁相关研究。
董凌锋暗下决心:要尽力搜集整理宋育仁著述,等待日后有机会将宋育仁的著作结集出版。在撰写博士学位论文的过程中,他再次饱受四处查阅、抄录宋育仁著述的劳苦,身心备受煎熬,整理出版宋育仁著述的决心随之更加坚定。2008年秋,董凌锋一走上工作岗位,就向国家图书馆出版社递上了初拟名为“宋育仁文集”的选题项目,得到批准。
然而,《宋育仁文集》整理出版经历了8年漫长而曲折的历程,原因之一是出版社负责该选题的编辑频繁变动。2014年秋,第四任编辑“上任”时,董凌锋准备放弃这一选题。
“当时,我正忙于学术著作《宋育仁维新思想研究》的撰写,再加上本职工作也很忙,又对出版方失去信心,于是萌生放弃《宋育仁文集》选题的想法。”董凌锋回忆说,他抱着极度失望的心情,向文集的第四任编辑张慧霞道出自己的想法时,张慧霞的回答让他喜出望外。张慧霞说,出版社非常重视这个出版项目,并已经启动该项目。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出版社与董凌锋通力合作。
出版周期漫长,还与书中拟收录文献的内容获取难度较大有关。由于文献散藏于各地图书馆,且文献均为古籍,有的甚至是善本,图书馆不允许复印或借阅。董凌锋意识到仅靠个人的能力,很难把拟收录的文献都收集齐,于是提出与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合作收集文献。
董凌锋主要负责撰写文集序言,拟定编选原则,确定书中收录文献的具体名录和所收录文献的排序,提供文献的收藏地以及部分文献的电子版,审读书稿全部内容等;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方面主要负责根据他提供的文献收藏地,拍摄那些靠个人力量难以获取的文献。
有些细节经过反复斟酌、权衡,才最终确定下来。如,董凌锋最初想将收录的文献添加标点,为一些不易懂的字词加上注释,但最终决定本着尊重历史、尊重作品最初形态的原则,以影印方式出版。又如,一些影响较大、内容基本相同但版本不同的著述是否全部收录,他十分矛盾。为凸显文献的重要价值,为版本学、文献学研究者提供资料,最后决定将能找到的《时务论》《泰西各国采风记》等重要著作的各种版本全部收录。
有志者事竟成。2016年8月,多达14卷的《宋育仁文集》历经坎坷,终于面世。该文集是散藏于各地的多种宋育仁著述版本首次汇总式结集,是迄今为止收录宋育仁著述最多的一部影印文献。
编辑:舒旭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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