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碎片化阅读的年代,成就了许多“一目十行、过目即忘”的阅读者,真正静得下心来研习经典的人却少之又少。但是,这并不耽误某些写文章的人,他们文思泉涌,下笔千言,“杏花竹叶情如梦,大块文章乐未休”,恨不得每一回都弄出个大部头来。这些写作者还有一个特点,他们将杜甫的名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烂熟于心,往往笔底惊雷,令人不得不刮目相看。
我就遇到过这样的作者。
大约十二三年前,我所供职的报社因为要改版,邀请了部分作者为我们写稿。这部分作者分两类,一类是有一定名气的作家,他们往往能够提供质量上乘的稿件;另一类是平时积极为报纸写稿的普通作者,他们有恒心和毅力,是稿件数量的保证。在前一类作者中,我们向一位刚刚从北京返乡的作家约了稿。约稿这种事,编者和作者纯属你情我愿。鉴于对方在圈子里的知名度,以及经常参加这样那样的社会活动,其时间宝贵、空闲不多,所以一开始我们并没有抱多大的希望。没想到对方很爽快地答应下来,几天后就通过电子邮箱发来两篇文章。然而,我打开邮件后却感到很为难,原因是作家并没有按照我们对稿件的要求来写。实事求是地说,这两篇文章都写得汪洋恣肆、文采斐然,但是它们的篇幅都在五六千字,对于报纸副刊来说过于长了。我只得很委婉地向作家讲明原因,他很大度地表示能不能发表都没关系。此后,作家继续把他的大作发过来,每次都是几千上万字的大块文章,偶尔还告诉我他曾投给我们的某篇文章,已在什么什么杂志上发表了。这样的现象持续了一年多,我成了他忠实的读者,却没有编发过他一篇文章。我怀疑,作家先生的这些文章,并不是为我们报纸写的,只是在寄给其他媒体的时候,拷贝了一份给我们而已。
作家们有时显得很固执,但是也不乏自我否定的时候。
多年前,我从成都一家报纸的副刊上读到过一篇写魏明伦的文章《君有文章惊海内》,作者是一位我所钦佩的青年作家,文中谈及他与魏明伦交往的事情,完全是一位文学青年对大师的膜拜,充满了谦卑的味道。又过了几年,此君忽然写文章“批判”起魏明伦来。读了他的雄文,尽管对他的才情与勇气都相当佩服,对他的观点也大体认同,但我还是有几分诧异,这怎么与写《君》文时的青年作家大相径庭、判若两人呀?后来想想,经过几年的历练,当年的青年才俊已经成长为著名作家了,阅历、观念、成就都不可同日而语。文人都有一颗孤傲的心,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也不为怪。
这位作家是靠实力立足的,他有孤傲的资本。我只是有些好奇,当他面对自己昔日写下的文字,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至于那些借吹捧名人往自己脸上贴金的文章,民国时期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叫“我的朋友胡适之”,生动形象地刻画出了写文章傍名人者的嘴脸。不想这么几十年过去后,类似的现象依然存在,只是档次已经大大退步了——人家傍的好歹是胡适这样的重量级人物,现在有的作者逮到一个小有名气的人,也敢贴上“著名”的标签,冠以“大师”“先行者”的称呼。作者在拔高所写的人物的同时,自然也要与这样的“著名人物”扯上关系,顺便把自己凸显出来。于是,他们笔底波澜纵情吹捧,也诞生出“厚实”的大块文章来。
这让我想起清人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载的一个故事:一旧家子弟在深山迷了路,遇见乡里已故的前辈某公。二人闲聊,士子说:“您的坟墓不在这里呀,您怎么到这儿来了?”某公叹息说:“我在世读书做官循规蹈矩,在事业上没有什么建树,不想后人们为我立了一座巍巍巨碑,碑文上所说的事,很多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有些虽然有点影子,又被夸张得面目全非。熟悉我的人,读碑时讥评不已;熟悉的鬼相聚,更是讪笑我。我不堪其辱,只好躲到这里。”
看看,面对吹捧拔高的鬼话,连鬼都无地自容。问题是,有些作者的确脸皮厚,他们一直这样写“鬼话”,从未汗颜过。李勇/文
编辑:张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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