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 刚
今眉山市古称眉州,建制史与二百公里外的富顺县相当,均始于南北朝时期,都是名副其实的千年水码头。只不过,前者位于岷江之畔,后者居于沱江之滨。《尚书·禹贡》云:“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古蜀人独特的治水方法,让岷江与沱江这两条原本泾渭分明的长江支流有了亲密关系。或许,正是因了岷沱二水的这种一脉相通的关系,两地才分别孕育了层见叠出的士子群体,让有“进士之乡”雅称的眉州与具“才子之乡”美名的富顺各领风骚、古今扬名。
眉州与富顺并不接壤,这在交通不便的古代犹如天涯远隔,鲜见两地有交往记录。直到北宋,漫长的“零记录”才得以改写。宋太祖乾德四年(公元966年),富顺地区因井盐产量丰富而设置非农经济特别行政区——州级“盐监”,也是当时西川路下唯一的“监”,与眉州一样是隶属于“路”且具有辖县治民功能的二级行政区,即相当于现在的地级市。这一时期,富顺因为北宋宰相司马光的一首诗作《送张寺丞觐知富顺监》而备受关注。翻开现存各个时期的《富顺县志》,发现包括北宋“张寺丞”在内的知监有近二十名,其中竟然有四人(杨泰之、杨骞、王纯仁、家炎)来自南宋眉州。地方行政长官在同一时期出自同一个区域,这在富顺史上堪称稀奇。在四人之中,杨泰之名列《钦定四库全书·四川通志(卷七)》直隶嘉定州之“名宦”,并且在《宋史(卷四百三十四·列传第一百九十三·儒林四)》有传记可循;杨骞、王纯仁、家炎名列《钦定四库全书·四川通志(卷七》》叙州府之“名宦”。
敢言尚义的杨泰之
杨泰之,字叔正,号克斋,眉州青神(今眉山市青神县)人。道光《富顺县志·职官》载:“(杨泰之)立朝敢言。擢知富顺监,涖(lì,治理、管理)政有声,尤长文学。所论著有《克斋文集》……凡二百七十九卷。去官后,以禄廪数千缗予邻里,千缗为义庄。时论韪之以为有范文正风。”
杨泰之是南宋宁宗庆元二年(公元1196年)进士。任富顺知监之前,先后任泸川县尉、什邡县尉、绵州学教授、罗江县丞、严道县知县等职,从政经历非常丰富,尤以“敢言”著称。在兼理嘉定通判期间,时嘉州府犍为县白崖寨守将王壎疑暗通蛮人劫掠利店寨(今乐山市沐川县利店镇),被刑狱使臣诉诸法庭,并且还有不少人被牵连拟判处死罪。对狱讼听断有监察之责的杨泰之通过缜密调查,得知实情是靠近利店寨的蛮人自行作乱,非王壎等人招引所致。于是,杨泰之坚决请求释放所有疑犯。但他的请求没有奏效,杨泰之索性罢官而去。前脚刚走,爱才惜才的时任四川宣抚使安丙立即向朝廷上奏:“杨泰之是蜀中名儒杨虞仲的儿子。当夷都蛮人发动利店叛乱时,他劝说执政官员不可轻易妄动。由于他的建议没被采纳,竟然辞官回乡。假如给他权力,一定会临危受命。”宋宁宗接到奏报后,立刻下谕召杨泰之参加朝廷议政,但他以双亲老迈辞却。后来朝廷又差遣他任广安知军,还未等赴任,他的父亲便去世了。服丧完毕,杨泰之被提拔升任富顺知监。
任上的杨泰之“涖政有声,尤长文学”,把执政与治学相结合,推动着北宋以来的富顺文风不断向好,为宁宗朝富顺不断出进士夯实了基础。在富顺执政期间,杨泰之留下的显赫政绩,当属慈善为最。当面对治下生活困难的城乡居民时,杨泰之毫不惜财,“以禄廪数千缗予邻里”。这些“邻里”与杨泰之毫无血缘宗亲关系,向其捐赠“禄廪”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堪称大义,体现了个人的社会良知和地方“一把手”的责任担当。
更令人佩服的是,杨泰之觉得捐了工资还不够,他又开始实施更大的行动——捐建“义庄”,以图建立更具长效的公益助困机制。义庄始于北宋,由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著名政治家范仲淹在苏州首创,他是用自己的俸禄置田产收地租,以体恤族人、巩固宗族。范氏义庄有点像现今的基金会,但是以家族为中心解决乡党的福利问题。而杨泰之所捐建的义庄,是基于任职地的百姓,受益者是广大富顺人民,而非他自己的族人。这种超越亲族的扶危济困,无疑在富顺慈善史上具有开创意义。杨泰之这种修己安人、兼济天下的为政风范,正是“范文正风”在富顺的延续与发展,理当成为《宋史》里一道闪耀的光芒。
留心民瘼的杨骞
杨骞,眉州眉山人。道光《富顺县志·职官》载:“(杨骞)下车后,留心民瘼。时以仙茅病民,白制帅,特为蠲(juān:通“捐”,除去,免除)除。至今邑无仙茅扰者,公之赐也。”
杨骞所处的时代,漫长的宋金战争导致人口锐减、土地撂荒,让只有半壁河山的南宋满目苍痍、国力衰弱。这场战争持续时间长达百年之久,南宋朝廷为了维持庞大的正规军,不仅征用了大量的青年壮丁,而且还向老百姓调用了无以数计的军需供给,这给人民带来了长年累月的沉重负担。所以,南宋一朝的赋税远高于北宋时期,老百姓甚至连基本生存都成问题。富顺虽远离战争前线,但受战争的影响同样巨大。杨骞任富顺知监时,富顺老百姓既要交正税,也要交杂税。其中,有一种叫“仙茅”的税种让老百姓苦不堪言。
仙茅,原本是一种名气颇大的中草药。因其叶似茅,传说久服轻身如仙,故称“仙茅”,在唐代非常受推崇。到了宋朝,仙茅仍然受到皇亲国戚及达官贵人的追捧,以至于北宋科学家沈括在其《梦溪笔谈》中有“夏文庄公……常服仙茅、钟乳、硫黄,后怪病消除,并享高龄”等文字记述。苏东坡在《谢王泽州寄长松兼简张天觉二首》诗中为突出“长松”这种药材在延年益寿上的功效,将其比作“仙茅”,可见仙茅在宋代确实非常名贵。
于是乎,“仙茅”作为一种经济作物成了当时的重要税收来源。官府要求凡是出产“仙茅”的地方都要向上交“仙茅”,不出产“仙茅”的地方则要上交税银购买“仙茅”。所以,向富顺监老百姓大肆收缴“仙茅”或“仙茅税”也就成了历任官府的一种常态化行为,一直压得老百姓喘不过气来。杨骞刚一到任就发现这一弊政,于是立即向顶头上司报告,要求免除这一极不合理的摊派。没想到制置使(南宋设置的方面军统帅,以抗金或镇压叛乱)很快批复同意,从此富顺监的老百姓再也不受缴纳“仙茅”的困扰,纷纷感激杨骞“公之赐也”。
儒雅崇文的王纯仁
王纯仁,眉州眉山人。道光《富顺县志·职官》载:“(王纯仁)居官以儒雅饬吏事,登临赋咏,石刻多存。”
王纯仁是一位儒雅之士,公事之余喜欢登高临远之类的游赏活动。他还将这种雅兴贯穿在工作中,可惜笔者遍查《富顺县志》没有找到王纯仁“以儒雅饬吏事”的相关案例记载,倒是《钦定四库全书·四川通志(卷七)》中“名宦”的排序似乎可以从旁佐证。这是因为清代文史学家张晋生在编纂《四川通志》宋代叙州府“名宦”时,将王纯仁排在第十七位,紧接“周延儁”之后,其声名地位之显赫可见一斑。
在此,对排位在王纯仁前面的“周延儁”及富顺教育不能避而不及。富顺自北周武帝天和二年(公元567年)建县至北宋初的400年间,盐业经济相当发达,《元和郡县志》有“唐时有盐井8所,著名的富义盐井,月出盐3660石,剑南盐井唯此最大”的记述。然而,与盐业地位极不相称的是,富顺教育一直非常落后,自隋唐确立科举制度至五代十国,几百年间竟无一名进士产生,甚至没有设置分管教育的官吏。直至北宋仁宗景祐年间,周延儁的到来才改变这一历史。《四川通志》载:“(周延儁)景祐间知富顺监。文学丰赡,为治有声。”简短的14个字,隐藏着一段振兴富顺教育的历史故事。当时的朝廷选派太常博士周延儁到富顺任知监,任职期间他在富顺兴教化、办学校,培养了一大批儒学人才。六年后的仁宗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一个叫李冕的学生终于破天荒地成为富顺的第一个进士。富顺人大喜过望,随即响应周延儁的倡导,于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集众资修建富顺文庙,以庙学结合的方式扩大办学规模、提升办学水平,让更多富顺学子接受教育。自此以后,富顺儒运开启,学子考中进士的数字逐年增加,甚至同科多进士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以致在两宋的三百余年间产生了60余名进士,为明代出现更大的才子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周延儁在富顺教育史上的开创之举,为日后“才子之乡”的发展与辉煌开启了徐徐大幕。在今天看来,“周延儁治教”的意义,堪比西汉“文翁治蜀”,在当时富顺的榜示作用是无可替代的,以至于后周延儁时期的历任富顺知监无不致力于教育事业,公务之余到文庙为生员讲课成为那个年代的一种时尚,从而开启了富顺的崇文尚学之风。也难怪,名相司马光在《送张寺丞觐知富顺监》里对新任知监有“欲使文翁教,兼令孟获知”的提醒。
因此,“以儒雅饬吏事”的王纯仁位居名宦排名第十六的周延儁之后绝不是偶然,而是史学家在权衡任职地官员的政绩后作出的恰当安排。因此,文风开启源于宋的富顺,倘若没有周延儁的开创和王纯仁等优秀知监的后续接力,“才子之乡”不可能在明朝乃至后来得以固化传扬。
尽忠报国的家炎
家炎(1145—1231),字季文,眉州眉山人。道光《富顺县志·职官》载:“(家炎)知富顺监,遇吴曦叛,力拒伪檄不屈。魏了翁特称之,及卒为作誌纪其详。”
家氏先祖源起先秦。南宋著名思想家魏了翁《知富顺监致仕家侯炎墓志铭》云:“家氏见于《节南山》之乱及《春秋经》,至晋大夫仆徒、唐侍御史方,世济休闻。方事德宗,以言事忤奸臣杞,出刺戎州,自戎居眉,族乃大。”即春秋时期,家氏家族就有一位名叫家仆徒的人成为晋国大夫。至唐德宗时,又有一位名叫家方的人担任御史大夫,因直言忤逆奸臣卢杞,出任戎州刺史(今四川宜宾),后从戎州迁居眉州。此后,眉州家氏逐渐壮大,人才辈出且声名显赫,宋以后成为眉州世代为官的名门望族。
家炎以父荫入官(世袭),是家氏族人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他先后任金州石泉县主簿、雅州司理参军、潼州府知县和叙州通判,后擢升富顺知监。在任期间,家炎突遇抗金名将吴曦叛宋,临危之际以死守城,留下名垂青史的英雄壮举,魏了翁称其“临大节,凛不可乱”。
宋宁宗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西路军主将、四川宣抚副使吴曦起兵降金,自称蜀王。身处漩涡中的富顺知监家炎镇定自如,一方面坚决抵制吴曦的伪命和笼络收买,另一方面与富顺监的周边郡守谋划讨伐之计。魏了翁《知富顺监致仕家侯炎墓志铭》详细记述了他的事迹:“抵富顺之明年,曦以蜀叛,侯愤惋至忘饔(yōng,熟食)寝。母问故,侯具以对,且曰:‘万一变作,守城臣当死,为母忧,奈何!’母曰:‘死城郭,分也,非吾忧。’……叙守薛君九龄亟和之。至帅府,帅府布其言十四州。已而叛势鸱张,皆沮且怖,侯不为变。”
面对穷凶极恶的叛军,家炎寝食难安,不但没有退却,反而要与城廓共存亡,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他的尽忠报国之举获得了母亲的大力支持,也得到了戎州知州薛九龄的响应,兵部尚书更把他的平叛主张布告天下。很快,称王仅四十一天的吴曦被诛杀,家炎在平叛过程中堪称中坚。事后,四川宣抚使安丙将家炎“富顺抗伪事”上奏朝廷,并“请知开州,又荐充监司科”,家炎均辞官不就。
家炎在重大历史事件中表现出的凛然正气和对国家的耿介忠心,足见其立场之坚定,这种善恶分明、以死效国的高尚节行值得后人钦佩。
编辑:范秦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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