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贡网讯(记者 黄鸿 摄影 周航宇)福善镇,原名坟山嘴,因地处川南腹地,与宜宾、南溪、富顺三地接壤,历来匪患不息,清朝同治年间,设衙门于此,以缉捕匪盗,后叙州知府将其更名从善场,取“从善如流”之意,民国时期,建福善乡,并一直沿用至今。
福善人杰地灵,有独具特色的“岩上土话”,有技艺精湛的“牛皮鼓”,有鲜香酥脆的“绿豆粑”,还有一群心灵手巧的“藤藤匠”。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老玩意”逐渐失去原有生命力,手工藤编制品更是被现代工业产品所取代,时下,能用原始技艺制作藤编制品的手艺人已是凤毛麟角,延续至今近百年的传统藤编手艺即将面临失传。
传承:劳动智慧的结晶
福善镇藤编为何兴起?据福善镇社会事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朱世明介绍,福善藤编工艺早在清朝年间就已流传,当地山中,生长着一种藤蔓植物,其叶呈桃形,其枝颇坚韧,当地村民称为古耳藤,每到春季,村民采集古耳藤后,经煮制、去叶、剃枝、晾晒等工艺,将成品挽成圈挂于屋内,待到农闲时,便将其编织于烧制成形的椅架上,由于藤条编织的椅子舒适、透气,颇为畅销,久而久之,藤编便在当地兴起。
以前,在福善乡间活跃着一群专门编制藤椅的手艺人,村民称其为藤藤匠,藤藤匠除出售成品外,还提供上门服务,背上一捆藤条和一把篾刀走村入户,为村民修复损坏的藤椅。当时,藤编手艺不仅是一门副业,更是不少藤藤匠赖以生存的手艺。
福善镇周安村,藤编工艺县级非遗传承人袁有余正端坐在院坝内,伸手可及处,堆放着一捆藤条,脚边,则摆放着各类工具,只见,其一手扶住烧制成形的竹制椅架,一手握住藤条顶端,手腕在竹条间来回穿梭,犹如穿花引线,不一会儿,藤条便镶嵌于椅架中,浑然天成,粗犷美观。
据袁有余介绍,自己的手艺是从父辈继承而来,他回忆道,自己小学辍学后,便开始向父亲学习藤编,以期学得一门手艺,将来能混口饱饭,由于从小耳闻目染,袁有余很快便掌握了藤编技巧,自此开始走上长达五十余年的藤编之路。
下海:令人羡慕的手艺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国开始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政策,下海经商尚未被广为接受时,福善镇的藤藤匠们凭着对外面美好世界的向往,放下祖祖辈辈耕耘的田地,背上藤条和工具,开始成为时代的弄潮儿。
学有所成的袁有余凭借熟练的藤编手艺与村民一起开始了走南闯北的“挖斋”(当地人对外出闯荡的称呼)生活。重庆朝天门码头,身背藤条的袁有余不断沿街吆喝,“编藤椅咯,编藤椅咯。”但凡有居民或单位需要购买或维修藤椅,袁有余便就地摆开架势,熟练地干起活路。那时,普通工人工资每月仅五十来元,而袁有余制作一把藤椅仅需两三天,而售价则高达四块五一把,收入比端着“铁饭碗”的工人还高。
袁有余惊奇地发现,自己编织的农家产物居然颇为畅销,凭着精湛的手艺和辛勤的劳作,袁有余在城市站稳了脚跟。数年后,回到福善镇,村民听说袁有余挣了“大钱”,不少年轻人都央求其带领自己出门干活,就此,袁有余开始招收徒弟,并带领他们走南闯北,此时,他制作的藤编制品已销往辽宁、西藏、云南等地。
上世纪九十年代,藤藤匠开始了第一次转型。
随着城市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开始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那时,一张席梦思可卖到上千元,而有着藤椅制作丰富经验的藤藤匠开始涉足床垫行业,不少头脑灵活的藤藤匠挖到了自己人生的第一桶金。
遗憾:濒临失传的遗憾
由于生性木讷,不善经营,袁有余并未成为“吃螃蟹”的人,在外打拼二十年后,因身体原因,袁有余于千禧年回到家乡福善,以编织藤椅维持家计。
袁有余说,自己身体尚好时,从原材料采集到成品制作全是自己一手包办,身体抱恙后,原材料需靠购买,自己主要负责后期的编织,“大多数产品都是熟人订购,自己并不特意出售,”他说,如今,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购买传统藤编椅子的人越来越少,自己一年也没有太多销量。
由于传统藤编制品被现代工业产品所取代,仅靠藤编手艺难以养家糊口,如今,当年走出家乡的藤藤匠,只有极少数还在坚守传统的藤编技艺,绝大多数已转型其他产业,不再从事藤椅一线编织劳动。“要不了几年,就没人会这门手艺了。”袁有余感叹地说,或许自己将会成为福善镇最后一批藤藤匠。
朱世明介绍,传统手工藤编制品虽然舒适、透气,并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但由于工艺复杂、耗时耗力,难以形成规模化生产,缺乏市场竞争力,因此,难以在年轻一代中推广普及,作为县级非遗传承,该项技艺已处濒危状态。
为了更好地传承福善藤编工艺,当地党委、政府正在积极想办法,“对会这门手艺的村民进行详细摸排,将相关信息统计汇总,”福善镇相关负责人表示,计划引入民间资本,创新制作工艺、扩大销售市场,将传统手艺与现代工艺结合,向市场要生存。同时,还将积极申报非遗保护项目资金,鼓励年轻人传承技艺,确保福善藤编得以延续。
编辑:张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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