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老屋,那种祖辈传下来的老屋。原因很简单:上溯三代无显贵,买地置业的事压根没有可能发生。祖父还未成年就从农村到了镇上,先是在一个绸缎铺做学徒,后来自己买辆货船跑泸州,刚跑一年就解放了,公私合营,货船归公,自己当船工。那时的父亲还只是12岁的孩子,但他颇有主见,坚决拒绝回农村分田土,任凭远在农村的茅屋风吹雨打。那个茅屋当然无迹可寻,不然,那就该是我的老屋了。
装满我童年记忆的最初的家是属于小镇房管所的。每到月初,便有收房租的矮胖妇女上门来收。母亲掏出几张旧钞,换来一张簇新的盖有公章的收据。这种状况其实是从我祖父母就开始了的,持续了几十年。整个小镇,九成以上居民,都租住或免费住着国家的房子,并且这些房子,全是建于建国之前,当初属于私有,几经演变充公了。
就在这栋房子里,我曾无数次趴在作文本上描绘我荒诞不经的理想,也曾学着生火做饭等待父母下班。所有邻家的同龄孩子,都是我的朋友,一部分人至今仍然是最为交心的朋友。父母的辛苦,作为时代的一部分,深深刻在我的心上。1978年,父亲要去邓关做一个月钣金工,临行时他说,如果我能挣到50元,回来就买一个收音机。果真,我家就有了收音机。没过两年,我家又有了一台12吋的熊猫牌黑白电视机。邻居王三王四两兄弟,天天往我家跑,目的就是看《排球女将》《血疑》《霍元甲》。
如果没有后来的变故,这座房子,就该是我最为认同的老屋。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家租住房子的产权,由于国家落实政策而再次还给了原房主。原房主与我家一墙之隔,本来相安无事,突然就要收回房屋。母亲很要强,没有说一句矮话,一刻不停地张罗着买一处房子,搬家。
我还记得,那年月还没有贰拾、伍拾和壹佰的钞票,更没有银行卡。父母亲用一个发黄的布挎包,里面塞满拾元伍元甚至贰元的钞票,一共8000多元,换来了真正属于我们的家。搬家那一天,是一个初冬的早上,薄雾笼罩,及至雾霭散去,太阳出来,好暖和。
我谓之老屋,不仅仅指这个房子建于民国五年,老得不可思议,更主要的是,它是我的根。从我15岁开始,它就成为了我生命中的一个磁场,时时影响着我的言行举止。
老屋是父母借钱买的,至少借了6000元。退休的母亲心里有底,计划着开一家副食品店子,再筹划一年养多少头猪,一年还多少钱。那时我的哥哥姐姐都已参加工作,都有帮衬家里的能力,或许还有物价上涨的缘故,结果计划中要用6年还清的债,不到3年就还完了。
那一年,是1988年,我高中毕业。
在这个老屋里,我写下生平第一首诗,醉了第一次酒,祖母在我怀抱里辞世。我想是有一根看不见却真实存在的生活的皮鞭,一直在抽我这个旋转的陀螺。随着我的旋转,举家都搬到了县城。我看到母亲临行的不舍,她把老屋的锁查看了两遍才上车离开。
在县城的几年间,父亲开始感到腿脚有些疼痛,开始以为是骨质增生,随便擦些药酒,却不能减轻症状,上下楼愈发困难。终于有一天,他说要回小镇的老屋住平房,不想在这监狱似的楼房里等死。百孝不如一顺,我将父母再次送回了老屋。
老屋已经蒙尘,但母亲和嫂子都是料理家务的好手,在最短时间内,老屋又有了生气,有了光辉,有了串门的邻居,有了节日的家宴。
后来,我漂泊异乡,各种故事堆在胸口。偶尔回家看看,父母似乎依然健康乐观,老屋依然质朴生动。2010年春节,一家人聚在一起,议起这个老屋老得有些不成样子,都觉得该简单装修一下了。于是,春暖花开的时节,这个接近百年的老屋彻底变了模样,铺了地砖,刮了仿瓷,吊了天花板。再后来,客厅的电视换成了55吋的,装了无线网络。
更为意想不到的是,小镇自从被评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后,整个镇子开始了大规模的修葺,每条街道的石板都换了一遍,我家老屋的大门也由政府出资装饰得愈发古朴。母亲每日最重要的事就是散步,小镇的每位居民她都认识,在这样熟悉的环境里,她的愉悦是那么的真切。
一切都变好了!就在这40年时间内。可惜的是,父亲却在2017年永远离开了我们。很长一段时间,母亲都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母亲实在太闲,她翻出来一本我出的书,本想读一遍借此消磨时间,可字太小,无法长时间读。街道党支部送来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各种读本,恰好字号较大,更适宜母亲的视力。于是,每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母亲便坐在老屋门口,认真读起文件汇编来。某一天,一个国家级媒体的记者从我老屋门前过,看到母亲在小声读十九大报告,大为震惊,连忙端起相机一阵狂拍。作为一个有60年党龄的党员,母亲却问记者,你为什么要拍我?
每次我有机会回家,母亲都对我说,她的日子过得很称心,不要拿钱也不要买东西,有时间回来看看就满足了。
她守着老屋,作为儿女的我们,却不能时时守着她。我只能记住,母亲80岁,老屋102岁,在一个名叫赵化镇新华街的地方。刘建斌
编辑:张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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