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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话盐都先贤宋育仁

2018-12-16 18:13:11来源:自贡网分享到

□ 董凌锋

晚清以降,面对国困民贫、日趋恶化的国家与民族危机,不少仁人志士对救国救民之策展开艰辛的探索与思考,在灿若星辰的近代探求救国救民之策的历史人物中,宋育仁亦为其中一员。2018年正值宋育仁诞辰160周年,亦为戊戌变法120周年,为纪念这位在维新运动中做出杰出贡献的先贤人物,笔者于上半年发表了《不该被历史遗忘的盐都先贤宋育仁》一文。近日,笔者赴清华西门附近的前流书店,观看友人学者钟永新策展的“宋育仁诞辰160周年纪念北京展”。观展后,笔者颇受启发,于是再作此文,谈谈笔者对宋育仁一生的认识,以此缅怀和纪念这位在近代史上做出非凡贡献并值得深入研究的历史人物。

一身扮演多种角色

宋育仁(1858—1931),四川富顺人,字芸子,生活于晚清、民国期间,人生经历极为丰富。1886年中进士后,历任翰林院检讨、驻英法意比四国二等参赞官、四川矿务商务监督、《渝报》《蜀学报》创始人、尊经书院山长、江南南菁学堂总教习、北洋造币总长总参议、学部与民政部等五部顾问、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经科教习、国史馆代馆长、重修《四川通志》局总裁、四川国学院院长、《国学月刊》主编等职。他的一生涉足政界、外交界、经济界、教育界、媒体界、文化界等多个领域,扮演了爱国者、思想家、维新志士、文化使者、国学家、文学家等多种角色,集多种角色于一身,证实了他的卓尔不凡。

胸怀祖国、忧国忧民的爱国者。光绪二十年(1894年),担任驻英法意比四国二等参赞官的宋育仁,在伦敦谋划“借洋款、购洋舰、募洋兵”以“奇袭长崎”。奇袭长崎之谋虽未能实施,但他胸怀祖国、置生死于度外的强烈的爱国心应予充分肯定。1905年,清政府代表商约大臣吕海寰与美使精琦商议币制改革事宜,宋育仁时为吕幕僚,参与谈判。精琦主张由美国政府管理中国财政及币制,宋育仁坚决反对,并上书清廷,力主币制自主,驳斥精琦的“理财主张”多达70余条。最终,宋育仁在与美使精琦关于币制问题的争辩中获胜,精琦方案未予实行,从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国家的货币安全以及主权。晚年的宋育仁依然心系天下,忧国忧民,时常发表文章抨击时弊,为民请命,严厉声讨民国年间的黑暗时局和流毒社会的不正之风。

思想广博、见地深邃的思想家。宋育仁的思想体系博大精深,涵盖政治、经济、教育、军事、文化、社会等多个方面,冠之以“思想家”的头衔名副其实。宋育仁思想中明显的特点主要有:其一,关注经济、追求富强。他对经济问题高度关注,撰写了大量经济方面的著述,经济思想是他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二,忌讳空谈,关注现实。他对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尤为关注,如对政体、吏治、边疆、币制、交通、税制、金融、理财、农业等领域存在的问题,他进行了深入思考,并对症下药,开出了医治“顽疾”的“药方”。

知行合一、身先士卒的维新志士。维新强国是宋育仁的一大梦想,为此,他先后充当了早期维新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戊戌维新派代表人士,扮演了知行合一、身先士卒的维新志士,称其为维新思想家和维新实践家并不过誉。建构维新思想体系方面,他撰写了《周官图谱》《采风记》《时务论》《经世财政学》《经术公理学》等著作,系统阐述了其维新思想,其中《周官图谱》为其复古改制思想的产生提供了蓝图。此书的问世比康有为《托古改制考》早了十年。参与维新实践方面,在维新运动时期,他受命回川办理商务,积极参与四川的多种维新实践,办报刊、创学会、建公司、传西学、掌书院,扮演了四川(包括重庆)维新运动的领袖、四川维新派的重要代表、四川和重庆报业鼻祖、川渝地区民族工商业创始人的角色。

传播西学、汇通中西的文化使者。宋育仁出使英国任驻英法意比四国参赞官期间,撰写了《泰西各国采风记》,介绍了西方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等情况,并与汉学名家理雅各、麦克斯·穆勒等研讨学术,扮演了传播西学、汇通中西的中西文化交流使者的角色。之后,宋育仁热衷传播西学,维新运动期间,他亲自为孟德斯鸠名著《法意》作注,写就《法意钞案》一书。20世纪初,他撰写《经世财政学》《宋芸子先生政法讲义》《政法研究学》等著作传播西学,其中《经世财政学》为当时中国人撰写的为数甚少的经济学专著之一,有引领时代进步潮流的非凡意义。

造诣深厚、成果丰硕的国学家。宋育仁国学底蕴深厚,对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有着较高的造诣,称其为“国学家”并不为过。他的著述中包括大量国学方面的内容,如《孝经正义》《诸经说例》《春秋经世微》《诗经讲义》《尔雅今释》《说文讲义》,以及他在1924年主编的《国学月刊》中发表的大量著述。

文采不凡、著述丰硕的文学家。在文学方面,宋育仁也造诣颇高,且著述丰硕。1889年,光绪帝亲政之年,他写就《三大礼赋》与《湘游赋》,使他在京城士林中文名大增,有人惊叹其文为“有清二百余年得未有之”。他的文学著述涉及古典诗词及文学评论等多种体裁,代表作有《问琴阁文录》《问琴阁诗录》《问琴阁诗指》《三唐诗品》《哀怨集》《宋评封神演义》等。

敢为人先、踏实肯干的实干家。宋育仁不仅是重视建构思想体系的“坐而言”的思想家,而且还是反对空谈,重视实践的“起而行”的实干家。以其所从事的经济工作为例,经济才华卓越的他,从事了多种经济方面的工作。二十世纪初,他受聘辗转于各地,担任湖北土药税务总局督办、江西铜圆厂总办、北洋造币厂总参议等职。

宋育仁一生中扮演的角色不止上述几方面,他还是踏出国门、直面西方的外交官,学贯中西、博通古今的大学者,集多重角色于一身,是近代中国史上少数杰出人物之一,是近代中国努力探求救国强国之路的先进人物。

一生做出多种贡献

宋育仁一生中所做出的贡献和他所扮演的角色一样丰富多样,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包罗万象的传世著述、高度关注现实问题等,都是他所做出的具有宋育仁式特色的独特历史贡献。

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是近代思想史宝库中的宝贵精神财富

宋育仁的思想体系博大精深,内涵丰富、体系庞大。宋育仁撰写过大量倡导维新之作,其维新思想体系涉及政治、经济、教育、军事、文化等诸多领域,有较强的理论意义,不愧为近代维新思想宝库中的宝贵财富。

包罗万象的传世著述是珍贵历史文献和丰厚的文化遗产

宋育仁著作等身,他的著述包罗万象、门类庞杂,涵盖经学、小学、诗词、时论、财政、史学、书牍等诸多门类。他的著述是一笔珍贵的历史文献,不仅是研究宋育仁本人的最基本资料,而且对于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近代人物研究乃至晚清民国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高度关注的具体现实问题,对当下依然有启发与借鉴意义

宋育仁对现实问题尤为关注,针对当时国内吏治、币制、交通、税制、金融等领域中存在的具体现实问题进行深入思考,提出维新之策。他一百多年前的某些主张,如整顿吏治、发展交通与银行、倡导币制自主、重视理财等,直到如今也不过时,依然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著述中的大量国学内容颇有现实意义

当前,在倡导文化自信的时代背景下,重视国学经典、弘扬优秀传统已蔚然成风。宋育仁大量国学著述中所蕴含的丰富思想并不过时,值得借鉴。如宋育仁专门撰写了四部解释《孝经》的著作,即《说孝经》《孝经讲义》《孝经正义》《孝经衍义》,这对今天提倡尊老敬老、弘扬孝道颇有现实意义。

对故土巴蜀地区做出了具有开创性的巨大贡献

宋育仁深爱故土,一生始终心怀故里,为故乡巴蜀地区的发展挥洒汗水、奉献智慧,在某些方面做出了具有开创性的巨大贡献,推进了巴蜀地区近代化的进程。

创办公司,发展实业,为巴蜀地区较为封闭落后的经济状况吹进一股新风,扮演了巴蜀地区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创始人。1896年,宋育仁因有善于工商之名而受命回川办理矿务商务,任四川矿务商务总局监督。由于矿务随后改为官办,于是他到川后在重庆设商务局,以“保地产、占码头、抵制洋货”为宗旨,以“不招洋股,不借洋款,不动官款;官商分厂,各公司自主,商务局不过问”为原则,先后在成都、重庆、泸州等地,开办了洋车、煤油、煤矿、玻璃、药材等多家实业公司。宋育仁任四川矿务商务总局监督期间,实施了一系列支持民族工商业发展的举措,30多家公司在巴蜀大地上兴办起来,巴蜀地区几乎为零的近代民族工商业得以起步和发展。宋育仁因此扮演了巴蜀地区近代民族工商业创始人的角色,开创之功,功不可没。

重视媒体作用,创办《渝报》《蜀学报》,不愧为“四川近代报业鼻祖”。1897年11月,宋育仁主创《渝报》,亲自担任报纸的总编,这是四川近代史上的第一张报纸,它在办刊宗旨和形式上效仿当时享誉全国的《时务报》,以宣扬维新变法、鼓吹救亡图存为特色,大力介绍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提出“兴民权”的主张,呼吁进行经济、教育、军事等方面改革。宋育仁在《渝报》上发表了大量宣传维新的文章,如《复古即所以维新论》《原学校》《守御论》等。1898年,宋育仁在成都创办《蜀学报》,这是成都近代史上的第一份报纸,一时风行四川,大力传播西学,宣传维新变法。宋育仁维新名著《时务论》在该报上连载。《渝报》《蜀学报》所刊载的内容尤其是对维新变法的宣传,让地处西南偏隅的巴蜀百姓不再闭目塞听,给了一大批青年以启迪和教育。

参与多种维新实践,创办《渝报》《蜀学报》,兴建实业公司,主持尊经书院,创建蜀学会,刊印西学书籍等,扮演着四川维新运动旗手及领袖的重要角色,为闭塞落后的巴蜀地区吹进了一股文明之风,开启了四川近代史上的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对巴蜀地区近代化进程具有积极的推动意义。1898年,宋育仁与友人成立蜀学会,这是四川近代史上第一个有着明确政治倾向的维新团体,该会的最主要活动方式为讲演。宋育仁与廖平、吴之英担任讲演,讲演不仅有传统的儒学内容,而且兼及西方政治社会学说、自然科学技术等。为宣传维新,传播西学,宋育仁还主持编印《蜀学丛书》,主要为介绍西方政治、教育、经济制度方面的内容,兼有议论时政、要求维新的内容。他还主持翻印了《天演论》《原富》《法意》等书,并亲自为孟德斯鸠《法意》一书写注,撰成《法意钞案》。戊戌政变后,宋育仁因积极参与四川维新运动而惹祸上身,有人上奏朝廷要求将其诛杀,幸好在湖北巡抚谭继洵、礼部右侍郎唐景崇等竭力保奏下,他才逃过一劫。

热衷教育,为四川近代教育事业贡献智慧,在四川近代教育史上留下值得载入史册的印记。早在1883年,时为举人的宋育仁因才名远播被聘为四川资州艺风书院主讲。宋育仁的讲学效果极佳,“士林始知诗文、帖括外有经学词章,莫不欢喜”,以致“老师、宿学、十年以上长者,亦投贽称弟子”。1898年,宋育仁赴成都受聘出任四川大学前身之一的尊经书院山长。主持书院期间,他以“发扬圣道、讲求实学”作为书院的办学宗旨,课程设置分伦理、政事、格致三大类,大力传播西方自然科学及政治学说,实行了与之前有所区别的教育方针和教学内容,极大地开阔了学生们的视野,使四川长久以来信息闭塞、教育文化落后的境况得以改善。在宋育仁主持的尊经书院影响下,四川各地创办了不少新式学堂,如成都的中西学堂、算学馆等。1916年,宋育仁受聘为四川国学学校主讲。1917年至1918年间,宋育仁任四川国学学校校长,并受聘任教于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四川大学前身之一)。

在1916年至1931年去世期间,宋育仁作为成都有名的“五老七贤”之一,居住在成都东郊的“东山草堂”,致力于学术文化及教育事业,成就颇丰。学术方面,晚年的宋育仁主治经学、小学、史学等国学门类,尤邃礼学,撰写了大量著述,是晚清蜀学发展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文化方面,宋育仁于1922年至1924年主编《国学月刊》,并在其上发表了大量著述。此外,他在成都主持纂修的《四川通志》《富顺县志》是对四川文化界的又一重大贡献,其中《富顺县志》被誉为“宋志”,其质量甚至超过了久负盛名的清段玉裁修纂的《富顺县志》。晚年的宋育仁虽远离政治中心,但密切关注时局,撰文抨击时弊,为民请命。他在1923年撰写的《代国民请愿书》,对民国的种种黑暗政局予以严厉斥责,并希望统治者能整顿弊政,以扭转乾坤,驱除黑暗。

当然,宋育仁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如他对不合理的封建伦理道德和纲常名教缺乏批判、对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过度尊崇乃至达到迷恋的程度、对西学认知的广度和深度不够精深等。“一叶知秋”,人是时代的产物,宋育仁并非孤立的历史存在,今天我们纪念宋育仁,不仅有助于加深对宋育仁的了解,而且有助于学习研究他所生存的时代及与他同时代的历史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