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 王 谦
秋天没有带走的叶子,冬天来了。
仿若一夜间,冰冷刺骨的风随夜潜入。午夜醒来,遥远的山头有沉闷的轰鸣。细听,在山垭口拍打松林;再听,在收割后的稻田边撕扯矮胖的草垛;刚一翻身,蒙着窗户的化肥口袋哗哗作响,有迅疾的冷风灌入,挂在墙上的斗笠、蓑衣、草帽瞬间掉落,在屋子里发疯般乱窜。正要起身关窗,耳畔传来碗筷触地的脆响。刚嚗几句粗口,风一下绕过房檐,向屋后的竹林冲去。暗自幸庆,婴儿的哭声又渐明渐弱。风起,哭声起。再哭,竹林和枝丫的断裂,此起彼伏,响砌在村庄漫长而又冷寂的夜空里。
清冽的黎明早早醒来。风停了。推门,金黄散落的叶子,从院落一直铺到村头;房前屋后的竹子,倒的倒,断的断;眼前和更远的树,仿若一夜之间全都枯瘦了。大巴山方圆数百里的村庄,在霜降前后的某个夜晚,因为一场风,提前进入了冬藏时节。
这时,我会跑向竹林,捡拾昨夜吹落的笋壳。要选大的,没有破损的,干净整洁的。留几匹来年开春做稻草人,剩下的马上就可派上用场了。去皮的黄麻在夏天已晾干,破旧的布片早已备好。等待一个风停雨歇的日子,母亲便坐在院坝边的草垛旁,卷起右腿裤管,将黄麻分丝缕放在膝盖上,前后一搓,三线合一,细小的麻绳就这样缓慢延长。母亲神色淡然,不紧不慢,犹若时光轻轻流淌。就这样,立冬来了,小雪来了,水田里的冰块来了,大巴山飘洒的雪花也轻盈着来了。
雪,总喜欢在夜间潜入。冷到冰点,山乡无风。黎明微启,院子里响彻童伴的大呼小叫。起初是一个人,然后两个三个,最后整个村庄都沸腾了起来。遥远的山顶,不远处的森林,近旁的田野和院坝,全都覆盖上厚厚一层雪。用冻僵的小手抓一把雪放在嘴里,淡的,吐出来,然后抓一把砸向童伴的颈窝,躲不过的上下乱窜,躲过的迅速还击,院坝里,田埂上,草坪上,雪球飞舞,宛若一个巨大的战场,喊杀声此起彼伏。有一次,为躲避一个雪球,我的脚一滑,直扑进稻田里。原以为没事,没想到厚厚的雪花下面,居然是半尺深冰凉刺骨的水。全身湿透,浑身麻木,哇哇大叫着跑回家。我挨打的哭声猛然杀猪般吼出,各家各户的孩子就被家长悉数唤回。刚才快乐的喧闹,顿时眼泪啪嗒,低头认错。胡乱吞几口早饭,就像一阵风,又邀约在雪地中了。
大巴山因为孩子的世界变得喧闹,孩子因为大巴山的雪变得喧闹。雪不化,喧闹不止,唯一能安静的时候就是大巴山的夜了。火塘很旺,全家人围在火塘边,散漫地剥着南瓜籽,父亲偶尔喝着小酒,酒冷了就在火塘边温一温,仿若时光不紧不慢。就着暗淡的火光,母亲开始忙碌了。比对着我们脚板儿的大小,在笋壳上剪着鞋样,然后用抹上浆糊的布片一层层包裹,当铺到二十层左右,剪去鞋样多余的边缘,初道工序算是完成了。这时细小的麻绳前几天已搓好,穿上针,在厚厚的鞋底上一针一针扎。这是一个繁琐浩大的工程,一双鞋前后要扎上好几天时间。每年过年前,母亲要为我们三兄妹一人扎一双新布鞋。如果时间还够,她还要为爷爷奶奶和爸爸扎上一双。整个冬天,母亲就在一针一线中数着日子,数着数着新年就到了。
穿上舒适的布鞋,只能走干燥的地方。一家一家的走亲戚,整个春节顿顿吃着腊肉和汤圆,日子似乎每天都有盼头。有些时候逢着下雨,出门前就打着赤脚,踩着冰凉的泥水,虽一步一滑,但满怀欣喜。要到亲戚家时,就找一个小水沟洗脚换鞋,然后跑到亲戚的火塘边,伸长小小的脚杆,把布鞋快速烘干。那时候有水靴,全家人只有一双,最大号,一般都是爸爸穿着。有时候我也会偷偷的穿,但偷偷穿时一般都是天晴的时候,很难感受穿着水靴在泥水中走路的感觉。
春节一过,春天就来了。翻耕土地,育种栽秧,整个大巴山开始繁忙起来。日子就在四季轮回中一天天过去。我也慢慢长大,上学读书,到很远的地方读书,然后在更远的地方工作。与我一起打雪仗的童伴们有的远嫁他乡,有的在很远的地方打工,即使在春节,我们也很难见上一面,像风中飘落的种子,各自散落天涯。很幸运,父母还在原来的地方,但母亲再也扎不穿厚厚的鞋底了。父亲除了每天喝点小酒,似乎没有事情可做了。在寒冷的冬天里,他们满头白发,面容苍老,两个枯瘦孤独的身影,永远蹲在干枝炸响的火塘边,用手中的火钳,一次一次掏刨着火塘,就像细数着余生不多的日子。
也许是时间让我们远走他乡吧?从童年到青春,从青春跨过四十岁的门槛,每走一步,对于故乡的记忆,就像我们心中流淌的血液,总会随着奔走的脚步隐忍着悄悄颤抖。就像此刻,站在时间无涯的旷野中,乡愁就像一缕再也抓不住的风,越吹越远。
编辑:范秦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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