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廖春燕
快过年了,我又想起了外公,想起了老屋满桌飘香的团年饭。
外公有一张慈祥却略带威严的脸,偏紫色的厚嘴唇,红红的酒糟鼻,还有那几根长到一寸的长寿眉。外公的音容相貌早就深深刻入我成长的年轮,尤其是他学唱川戏时抑扬顿挫的自贡腔调,手舞足蹈的亮相转身,依旧印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
母亲是她们众姐妹里的老大,我也是七个表弟妹们的老大。小时候,最爱过年的小家伙们早早地就开始盼着,盼着穿上新衣到外公家,盼着坐在四方桌上随心所欲地吃朒朒,盼着长辈的压岁钱今年兴许能多一张。从过年前两天开始,弟妹们就如同打地鼠般的在外公屋里乱窜开了,不是打翻东西就是自己玩掉一块皮。过年那天,外公外婆、七大姑八大姨,还有两个舅舅,团坐在满满的一桌饭菜旁,满屋子有说有笑,还有我们这群孩子欢天喜地的打闹。桌上,外婆做的烧白、夹沙肉,母亲拿手的糖醋排骨、凉拌鸡都是亲情的味道,是想了一年才能如愿的纯年味。院子里笔直的桉树见证了一年又一年的热闹欢腾;堂屋白炽灯下,乌黑的八仙桌见证了一家血浓于水的亲情。
外公的家住在大安,那地儿叫“沟头”,准确的说应该叫龙井二组。马路边一段石板斜坡路上有个平坝,沿坎上一座宽敞的砖瓦房,那就是母亲的娘家。“沟头”东有一座东岳庙,后改建成“东垣小学”,那是母亲教书育人的地方,也是我发蒙学文的母校。“沟头”西有口井叫龙井,作为地名沿用至今。其实,那是洞中汩汩流出的一股清泉,流入青石堆砌成的小堰井,水盛在其中并不太深,居民们舀水出来洗衣淘菜。那水冬暖夏凉,从未干涸,老人说洞深至东海有龙显灵,我且当成一个美丽的传说。作为大姐,有时候我也陪着母亲在这里洗涤一些过年菜品。
龙井对面有个砂石场,鹅卵石堆得像山一样高。我常会带着家里那帮小猴子从卵石山顶滑下来,滑行结束后,双腿往往会埋在鹅卵石中,整个人就有了不倒翁一样的神力——要的就是这感觉。但有一次神力太强,差点把最小的表弟给“活埋”了,我们好不容易才把他提起来。砂石场的吸引力也是实在的强,往往要等外公做好下一顿的饭菜并且亮开了嗓,我们的游戏才收得了场。外公永远都穿着那件油蜡蜡的蓝色围腰,一边在上面搓着手,一边沙声沙气地扯开嗓子亮出了川戏的腔:“严家的娃儿些,快回来吃饭啦!”我们就会如同小鸡娃般的跟着外公扑棱着回家。那围腰,好像只有外公要和外婆一起去看川戏时才脱下,我想这可能是他年轻时在蔬菜公司上班养成的职业习惯吧。弟妹们几乎整个正月都要在外公家疯玩,变着法的捣蛋。
西屋很大,只放了一张带脚踏和隔板的宽木床。有一次,我和家里最受宠的三妹怂恿着外婆在床上翻筋斗,我们一翻就过,有高血压的外婆却翻晕了过去。见此,我和表妹一溜烟跑了。那次,我和表妹都挨了外公痛骂。五岁的小丫头嚎得稀里哗啦,当长姐的我还得给她擦脸擦鼻涕,捋她那头上乱得像疯子一样的黄毛。如今每次聚会,两个“老丫头”都会笑说起这事,笑过之后却又隐隐的心疼。
只有堂屋是水泥地,西屋的地面凹凸不平,干泥疙瘩椭圆椭圆的,但这并不妨碍喂养的兔子和我们把这里规划为游乐场。母兔在墙角打了洞,生了一窝小白兔。家里一共三个女娃子,我便让两个表妹分头行动,一个用青草引开兔妈妈,一个驱赶兔妈妈顺便堵住它的归路,我便撸起袖子伸进兔窝单掌捧出几只又肥又可爱的小白兔,然后抱到外婆床上,给它盖好被子以免冻着。于是乎,外婆的床上总有股浓浓的兔尿味。
三妹搜集零食的能力总是杠杠的,无论外婆把那小太阳样的水晶硬糖放在哪儿,她都能找得到。三妹是外公一手带大的,每次外公去幼儿园接她都会给她买有粉红色果酱夹心的五爪面包,这让我一直嫉妒着。三妹长大后,外公外婆却已去世,她只能每年清明在坟头泪流满面地说还没来得及感恩。
老屋后面,外公儿时种下的黄葛树已长成苍天大树,树上也有我们儿时的身影。如今老屋早已变成漂亮的新楼,那棵黄葛树被移植到仁和半岛小区的广场边为人们遮风避雨。每当看见那棵树,我们就会想起外公,想起那个风里雨里支撑一个大家庭的老人,想起集结在那个大家庭里的童年和年味儿。
编辑:范秦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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