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 王 谦
母亲喜欢安静站着,遥望远处的大山。如果没人喊她,她会连续站好几个小时。父亲曾问过她:“山,有那么好看吗?”母亲也会问父亲:“这个地球上,是不是到处都是山?”父亲不敢回答,他怕说错,他和母亲一样,从小就生活在这个四面环山的村子里。
母亲不识字,可天生爱好,她把迎春花插在瓶子里,把桃花插在瓶子里,把李花、杏花插在瓶子里,把野菊花插在瓶子里。即使寒冷的冬天,她也会插三两枝腊梅在瓶子里。她喜欢收集被乡邻扔掉的烂盆子,埋点土,种上花。父亲很少说她,总把她娇惯着。可在爷爷眼里,这完全就是不务正业。在一次春耕忙碌时,爷爷曾飞起一脚,将一盆开得正艳的水仙踢翻倒扣,花土分离,母亲大叫,要冲过去与爷爷决战,父亲怕事态扩大,灰溜溜帮着母亲重新种好。养花种草,父亲还能够容忍,但母亲看山发呆的习惯,父亲感到不可理喻,但也从未说她。
山乡的日子该忙就忙,该闲就闲,几轮春暖花开,大哥出生了。有一次,夕阳靠山,夜幕四合,父亲和爷爷从水田里拖着一身稀泥回来,原以为洗脸洗手就可以吃晚饭了。进屋,冷锅冷灶,中午吃过的饭碗乱七八糟地摆在灶台上。父亲憋着气出来,母亲还抱着襁褓中的大哥,站在高高的堡坎上,目光凝视,若有所思。父亲正想甩她一记耳光,霎时间,厨房里响起饭碗噼啪摔烂的声音,可怕得吓人。
那一年春天,土豆已播种下地,谷种也摆进温室大棚,水田已分行抹平,插秧还要等上十天半月。农忙偷闲的空隙,父亲和母亲做了一个重大决定。母亲带上几颗饭团、红薯和柴火烧好的土豆,父亲装了两节煮好的香肠和半瓶白酒,天刚蒙蒙亮,他们用布袋背着大哥,朝着那座远近闻名的香炉山出发了。香炉山离我家有二十多公里,方圆百里范围内,再没有别的山比它更高了。按照老家祖辈流传的话说:“香炉山,离天只有三尺三。”
父亲只是想帮母亲弄明白一件事情,在香炉山之外,是否还有更高的山。他们一路紧走慢赶,歇气,给大哥喂奶,顺便啃两口红薯。三个小时后,他们就走到了坡度渐缓的山腰。父亲抬头仰望,刀劈斧削的山顶,突兀在远远的悬崖绝壁之上,一条崎岖陡峭的山路,越来越细,最后藏没在遥远的如纱的云朵里。父亲说:“回家吧,爬上去估计还要两三个多小时。”母亲没有回话,望了望熟睡的大哥,她又继续赶路了。
刚近午后一点,他们终于爬上了山顶。母亲倔强固执地站立风中,长发飘飞,静默如山。父亲不敢打扰,在草坪上摆好酒瓶、红薯、土豆、饭团和腊香肠。他不敢先吃,只是静静望着母亲,焦灼地耐心等待。梦幻犹若天上的云朵,刚还在正中,突然又被吹到了远远的与天相靠的山间。这时大哥醒了,“哇”的一声哭闹,才将母亲犹若睡梦中惊醒。她解下后背上的大哥,喂奶后,直接绑在了父亲的肩头。父亲缓缓舒了一口长气,正拧开酒瓶盖,母亲一把抓过去,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半斤白酒已所剩不多。她又抓起香肠,狠狠咬了一大口,起身站立,然后有些醉意地走在回家的路上。
时隔多年后,父亲偶然中讲到这个故事。我好奇,问父亲:“妈妈在山顶到底看到了什么?”父亲没有回答,只是喊我自己去问。我问过,她也没有说。只是我知道,姐姐和我相继出生后,为送我们三兄妹读书,父亲背着铁匠背篓,带着母亲大山外是否还有大山的疑问,独自一人翻过高耸入云的八台山,翻过绵延千里的大巴山,甚至无数次穿越风雪肆虐的秦岭。母亲也问过父亲:“秦岭外还有大山吗?”父亲难得一次如实回答:“还有。”
就这样,母亲站立看山的次数渐渐少了。父亲外出打铁的日子,她总是埋着头,不大与人说话,她总是默默收拾着自己的农田和庄稼,总是照顾着两个年迈多病的老人,总是操心三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后来,我们一个又一个远离,在外地求学,在外地工作。后来,爷爷和奶奶相继离世,清闲下来的母亲又开始了习惯看山。这时父亲总喜欢陪在母亲的身边,一起沐浴落日的余晖,岁月静好,安暖相依。
事隔多年后,我曾邀约同学去过一次香炉山。登上山顶,陡峭的崖壁下是一大片丘陵,再远处群山起伏,像滚滚海浪一样,一直铺到遥远的天边。我想当年的母亲,她心事重重的内心一定想过,那座最远的山头之外,那些与天相接的远方,真的还有大山吗?我终于明白,在母亲几十年看山的岁月里,一直澎湃着一个永不放弃的梦想。她无法走那么远的路,她也无法亲自去求证,家里像山一样的重担,把她牢牢牵扯在小小的村庄。她唯一能做的,就是让她最爱的孩子,一个一个,一步一步,走向山外的世界。
从香炉山回来。我问母亲:“想去看山吗?”
母亲说:“看都看了,还去看啥?”
我笑笑,挥手,上车,与父亲和母亲告别。我必须让车慢下来,可是再慢,还是把他们抛在了远远的村子里。很快,车便在大山里穿行。我必须再一次让车慢下来,穿过这座大山,父亲和母亲就很难看到我了。
编辑:范秦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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