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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光第的座右铭及廉政观

2019-04-14 16:04:53来源:自贡网分享到

刘光第,字裴村,于清咸丰九年(1859)出生在富顺古镇赵化。他4岁发蒙,21岁中秀才,23岁中举人,24岁中进士,经朝考授刑部广西司主事,向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志向迈出了一大步。尔后的十年京官生涯,他以“振刷”时局为己任,以“清、勤、慎”为座右铭,直至1898年秋殒命北京菜市口。面临贪污腐败成风的晚清官场,刘光第出污泥而不染,终形成“清廉、勤勉、谨慎”的为官之德。

立志“清勤慎”

从秀才到进士,品学兼优的刘光第只用了3年时间,这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科举时代并不容易。可以想象,从小“厉志向学,思欲为世有用,显扬先人”的刘光第在当时该有多么喜形于色。但兴奋之余,刘光第不得不面对“底层京官薪俸收入少、人情应酬多、生活开销大”的客观现实,拼尽全力得来的功名形同一块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好在知县陈锡鬯和自流井盐商刘举臣及时伸出援手资助,刘光第才得以在中进士的第六个年头勉强赴京就任。

莅任之初,刚履新刑部“候补主事”的刘光第对自己的职位充满了希望和信心,立志要做清正廉洁的忠臣。1888年农历八月,他在写给刘举臣的信中说:“第谓作官先办得‘勤’字,然后讲‘慎’字,‘清’字是作官本等,不待言。”这是刘光第首次提及“清、勤、慎”三字,距离走马上任刚好3个月,充分显示了他不甘平庸的价值取向和讲规矩、守底线的为官准则。

其实,“清、慎、勤”古已有之,并不是刘光第所独创。史载孔子主张清廉从政,历朝历代更把清廉与谨慎、勤勉一起视为官德。而真正把三者结合起来进行论述的,是宋代哲学家吕本中。他在其《官箴》一书的开篇即说:“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这三字高度概括了官员行权的总体要求。清代初期,康熙又把“清、慎、勤”三字作为钦定官箴颁赐各省督抚,提醒官员做到清廉、谨慎、勤勉,成为清朝各代通行的“当官之法”。然而,刘光第对三字官箴的理解似乎与前人不同,他将“清、慎、勤”易为“清、勤、慎”,足见他对三字官箴的独特理解。

光绪十六年(1890)正月初十,刘光第又在信中坦言:“……承嘱‘清’‘勤’之外,更须于‘慎’字留心,此金石之言,兄当铭之座右而常视不忘者也。钦佩钦佩!拜服拜服!此非见之精而爱之切者,乌能锡此良箴哉?”这一次,刘光第不再仅仅把“清、勤、慎”三字作为从政准则,而是以非常明确而坚定的态度将其视为警戒鞭策自己的座右铭了。为了时刻警醒自己,他希望族弟“以后但有所见于兄过处,更须见而必言,言而必尽,以便兄闻而痛改,免致自陷于过中而不觉也。要嘱要嘱!”由此可见他对自己的约束之严格。

清贫之中独守“清 ”

这里的“清”即清廉之意,是指为官当政的风气。关于刘光第的清廉作风,《清史稿》这样评价:“家素贫,而性廉介,非旧交,虽礼馈弗受。”15个字,道出了刘光第“君子固穷”的儒家风范。由于世代贫寒,刘光第自小在艰难困苦中长大,安贫乐道早已根深蒂固。加上深受儒家思想熏染,逐渐形成志洁行廉、爱国忠君的传统士大夫风格。因此,入仕不久即立志做清官名臣。他在1889年农历3月29日写给刘举臣的信中说:“昔康熙时,魏敏果公(名象枢)为一代名臣,俗所称保荐十大清官者也。其初得京官时,亦患无力,不能供职,其戚即应酬之,后来竟成名臣。”除魏象枢以外,清朝以前的郑当时、李沆、冯京、杨砺、李若谷、刘东山等清官廉吏都是刘光第倾慕并仿效的官场楷模。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人生规划和价值认同,刘光第的十年京官生涯都是在极度清贫中度过的,这可以从他写给刘举臣的54封家信中得到印证。如他在信中自述,初到京城为官时,每年“俸银五十余金,米数百斤”,另外有少量“印结”(正俸以外的收入),但“印结闲时长扯不过百余金”。也就是说,刘光第作为京官的年收入不到两百金。要知道,刘光第1888年入京时,随行人员包括妻女和舅子等一共有6人。而要养活这一大家,每年非六百金不可,除刘举臣父子每年接济二百金和富顺知县陈锡鬯每年资助一百金外,仍然有一百金的缺口。更为严峻的是,从1889年至1895年,妻子张云仙接连生下四子一女(三子长安存活5个多月即夭折),全家人口猛增至10人。本就捉襟见肘的生活更加窘迫,再加上清末银贱物贵,刘光第坦言“京官照例不当松活尔”。

清贫至困的刘光第,在“开源”不足的情况下,他更多地采取“节流”的方式来养家糊口。说到“吃”,全家主要以“禄米”为主,尽管这种多是些用作牲口料的霉烂之米。若不够吃,就买一些廉价的糙米、老米、杂粮和番薯“贴米而食”。此外,他还发动家人在自家宅院前后开垦荒地,种上些瓜果蔬菜以补不足。对于“穿”,刘光第“一布袍服,十年不易”,除礼服外,平日周身衣履无一丝罗。妻子则“帐被贫窭”,而子女“敝衣破裤,若乞人子”,完全失去了一个官宦之家的体面。谈到“住”,则更加心酸。身为京官的刘光第并没有住在城里,而是以宣武门外绳匠胡同的一座古老宅院为暂栖之所。宅院年久失修,“顶槅全漏,烂纸四垂”,甚至连像样的家具都没有,刘光第还时时担心房屋坍塌,直到5年后搬到路东的另一所房子才得以安身。因为离上班的地方较远,为了节省车费,他均步行上班,唯雨大路太烂时,偶一坐车而已。

生活如此艰难,但刘光第从不接受别人的帮助。如同乡王开甲(号抡三)升为员外郎,有三四千金的“别项”收入,提出给他一部分时,刘光第却“不敢受”。另一位同乡赵寅臣外放做官,欲以纱麻等袍褂相送,刘光第也婉而却之。1898年农历七月二十日,刘光第升为军机章京,某藩司送来“别敬”,刘光第“以向不收礼,璧还之”。此外,军机处每年按惯例可分五百金,而刘光第始终分文不取。其实,清朝官场潜规则泛滥,外官馈送京官,夏则有“冰敬”,冬则有“炭敬”,出京则有“别敬”,这些灰色收入都是以官场惯例的形式存在,是京官的主要收入来源。而刘光第一向认为“天下厚利,不可久居,纵欲必至亡身”,对俸禄外的收入一概谢绝。

虽然身陷困顿,但面对乡族师友的危难,刘光第却从不含糊。比如1894年,刘光第从友人处偶然得知启蒙老师李少崖“年老瘫痪、双目不见”,当即写信给族弟刘庆堂,希望他从每年给予自己的二百金中拿出三十金送给老师。1896年春,刘光第结束福建武平探亲时,还把家族中两位10多岁的贫苦后生带回京城,“拟教之认字学书,以为将来生计”。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正月初二,富顺西北发生地震,余震数十次,刘光第立即和同乡京官一道,筹措善款寄回故乡赈灾。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沱江发大水,人称“戊戌大水灾”,刘光第与同乡京官公议,将上年筹赈所余银二万两,电汇四川,交成都府刘及署藩司按属分赈。刘光第以对自己及家人近乎苛刻的态度,树立了一个人穷志不穷的儒士形象,把“‘清’字是作官本等”这句话变得掷地有声,其清廉作风独秀于污浊的晚清官场,堪称特立独行。

一生执著于“勤 ”

从10岁到13岁,刘光第相继遭遇伯父、祖母、父亲和堂兄病逝,家中“顶梁柱”坍塌,经济状况日渐艰难。“支用绌,入不敷出,食常不买生菜。两三月一肉,不过数两。中厨炭不续,则弟妹拾邻居木店残枝杈剩屑以炊”,有时贫困至极,母亲王氏“每用三钱买豆花”,成为全家一天的伙食。

刘光第14岁时,师从镇里的管鹿田先生。由于管先生对学生要求高,管教甚严,刘光第常常“三更归来,鸡初鸣必起温书”,有时学习到天黑才能放学。有一次,逢秋霄大雨,街心水深及尺,风灭灯火,刘光第摺油素(光滑的白绢)衣书册而挟之,短裤赤腿,践电以行,眉发皆湿。在疾风骤雨的夜晚,刘光第硬是借着雷电交加的瞬时闪光才得以归家。之后,刘光第先后拜师柳霁云先生、李少崖先生和曾虎臣先生,又远赴成都锦江书院求学,一路连捷成进士,这正是他勤奋刻苦、孜孜以求的结果。

在刑部衙门上班期间,刘光第“到署甚勤,每月必到二十八九天之谱”。仔细一算,刘光第每个月的工作时间要比常人多出一周,几乎没有节假日,足见其勤奋程度。即便是遭遇风沙雨雪等极端天气,他依旧照常上班,从不缺席。由于他勤政务实,同乡京官皆言“如此当法,数年后必定当红了。”果不然,刘光第接连受到上司的赏识,“同司印稿(掌印、主稿两部门官员)即同堂官派帮主稿”。紧接着,“复派查外省咨题稿件以及科钞,更兼‘现审’。”上班仅半月,刘光第接连受派。他自己总结道:“此系本司人少,办事需才,不然亦不如此派办之速也。第又蒙同司谆嘱,到衙门最勤。”

1898年农历七月二十日,刘光第以“四品卿衔”获军机章京并参与新政事宜。第二天,刘光第正式入值军机处上班,与谭嗣同在一个班口。每日的工作是“分看条陈时务之奏章”,即专门审阅司员士民的上书,签拟处理意见后呈光绪帝批阅。以往,军机处每日奏折不过十至二十余件。进入光绪二十四年(1898)以来,数量开始增加,至四月维新变法启动后,数量再次上升。特别是六月十五日准许司员士民上书言事后骤增,每日处理的折件数倍于平时。加上这些折子动辄数千字,其工作强度可想而知。在此期间,刘光第在家信中说:“兄二日一班,每日三更后入直(值),忙迫极矣!”经查,从七月二十一日至戊戌政变前的八月初五日,刘光第等四军机章京在15天内共收到上书至少359件。刘光第的“忙迫极矣”绝非空话,半夜三更上班在所难免。

刘光第在这一时期的勤政,源于他从光绪帝的振作中看到了国家的希望。他在私信中表达了当时的心境:“现在皇上奋发有为,改图百度,裁官汰冗,节费练兵,改科举之文,弛八旗之禁,下诏求言,令州县市民均得上书言事,决去壅蔽,民气大振。”遗憾的是,慈禧太后在八月初六日突然发动政变,刘光第不幸于八月初九日被捕,于八月十三日被“即行处斩”,他的勤政在屠刀下就此终结。

朝堂之中留心于“慎 ”

关于“慎”,古人常以慎言、慎行、慎独、慎微、慎始、慎终等词作为修身立命、做人做事的标准,尤其在天高皇帝远的旧时代,更显掌权者“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敬畏之心。这就要求为官行权要自我监督、言行谨慎,在处理政事上要做到慎终如始、完节自保。一个“慎”字,足以关系到一个人的事业与人生成败,因此刘光第认为“‘清’‘勤’之外,更须于‘慎’字留心”。比如1883年,刘光第寓京应试期间,通过阅读大量关于忠臣孝子及其遗文轶事的书籍,写成读书笔记41则,终成《都门偶学记》一卷。他在第四则中写道:“综观已往,熟察当今,谨言是第一要义。”从穷苦书生到甲科进士,刘光第一路艰辛,尽管此时还未出道,但“谨言”已深植其内心深处。

荣登仕途后,刘光第更是时时小心、处处谨慎。尤其在“刑部候补主事”岗位上,刘光第分外用心。起初,由于业务不熟,刘光第事事肯说,且虚心领教,深得上司器重。这不禁让同僚有些嫉妒,认为他“不谐俗”。后来看到刘光第“明白无他”,“且事事肯实心,又让功归过,且又虚心叩说,和衷办事”,所以同僚们“以故相安”。与同僚处好关系后,刘光第把精力都用在了审案上。“第于重大案件或小案情,皆深以诚意相待,不敢有一毫客气……犹恐偶有疏忽,负疚无涯,战战兢兢,不敢宁息。”由于刘光第审慎办案,很快获得了全司上下的一致认可,不仅“署中吏役皆私称第颇能精练政事”,而且司官也“尝向堂官称第勤慎,且能问案”,后来竟成为审理大案要案的业务骨干。即便是后来到军机处工作,刘光第仍然谨慎留心,“于政事无新旧畛域,斟酌最允焉”,在签拟呈递皇帝的处理意见时,也不掺杂新旧之见,始终坚守“慎”的底线。

刘光第的“慎”,还表现在他的人际交往上。他认为:“君子立朝固当正色,居乡亦当持正,固不可唯阿随俗,致酿祸端。”因此在工作之余,他常常闭门读书,不事权贵,“详究精研”《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及南宋抗金名臣李纲、明末抗清将领孙承宗、晚清湘军重要首领胡林翼等古今名人之“政书”,取法“古人之志事”,蓄积“宏济时事之艰”的知识和本领。据梁启超记载,“礼亲王军机首辅生日祝寿,同僚皆往拜,君不往。军机大臣裕禄擢礼部尚书,同僚皆往贺,君不贺。”对于旁人的不解,刘光第是这样回答的:“时事艰难,吾辈拜爵于朝,当劬王事,岂有暇奔走媚事权贵哉?”很显然,刘光第的工作与学习,是为了“报答圣朝,亦借以仰副吾宗之厚望”。正是报恩朝廷、光耀门第的夙愿在刘光第心中深深扎根,这才有对“慎”字的坚守。

但是,面对“大臣偷安旦夕,持禄养骄;小臣斗巧钻营,便私阿上”的腐败官场和外侮频发的危局,他内心充满了矛盾与挣扎。一方面,“慎”对他来说是一种价值追求,需要终身坚守;另一方面,政局之败,风气之坏,他实在无法做到“慎”。1890年前后,刘光第开始在家信中大量反映朝政及其统治者的种种弊端,表达自己的不满。特别是甲午战争爆发后,刘光第全然不顾刘举臣父子对他“守分待时,看有用书,藏于自己”和“慎字留心”的告诫,通过诗作揭露朝廷、鞭挞权奸,甚至不惜冒着生命危险,拟定石破天惊的《甲午条陈》,把甲午战争惨败的矛头直指慈禧太后。

纵览刘光第的一生,给我们完整展示了一个饱读诗书、忧国忧民的士大夫形象。他以“清、勤、慎”为座右铭,在他身上集中展现了“以德修身、以德执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腐朽没落的清王朝末期开启了一代君子之风。

刘刚  刘海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