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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顺历史上的江西籍知县

2019-06-02 20:38:58来源:自贡网分享到

□ 刘刚

富顺距江西约1500公里,因“盐政甲乎全川”而名声在外,是历代江西才子竞相履职之地。据《富顺县志》统计,从明初至清末的500年间,江西先后有40余人到富顺县做官。他们有的担任知县,有的担任县丞、主簿、典史、教谕等佐属官。其中,担任知县的有10人,政绩突出者均被载入《富顺县志》。今从明、清两代中各择二例,以管窥这些江西才俊为富顺发展所作出的历史贡献。

“爱民重士”之舒有常

舒有常,字大经,江西靖安县人,于明永乐初任富顺知县,是富顺历史上的首位江西籍知县。

明永乐四年(1406)闰七月,“靖难”重臣淇国公丘福等文武大臣向明成祖提出营建北京宫殿的动议,工程包括建造宫殿、官衙、坛庙、城垣、城楼等项目。早就有迁都打算的朱棣欣然同意,于是下诏从次年五月开始动工修建北京宫殿,同时遣尚书、侍郎、御史等朝廷大员分赴四川等五省采伐木材,并派人烧制砖瓦,办理石料等建筑用材。

地处川南的富顺,除了必须缴纳朝廷摊派的沉重赋税外,老百姓还要出工出力去荒山野岭采办大木。巨木的运输全靠人力,这在沟壑纵横、无路可寻的野外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加上时不时地还会遇上狼虫虎豹和不明瘴气,好多民夫为此丧失了生命。因此,抵制诏命的事时有发生,民力罢劳也就不足为奇了。

初来乍到的新任知县舒有常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为了让全县老百姓免受朝廷惩罚,舒知县身先士卒,亲自率领民夫进山伐木,在完成皇差的同时,成功平息了一场危机。乾隆二十五年的《富顺县志》这样评价舒有常:“上而中贵,下而编氓,皆得其心,竞称邑得良令。”意思是说,舒有常的行为获得了上下一致的认可,不仅督工的“中贵”(皇帝的宠臣或太监)赞赏,就连“编氓”(编入户籍的平民)也满意,都称赞他是县之“良令”。

“文翁遗风”之尹孔常

尹孔常,字良臣,江西安福县人,于明正德九年(1514)由教谕升任富顺知县。

有趣的是,科举出身的尹孔常入仕也没能走出教育行业,其首份工作是担任黔阳县教谕。这是一种始设于宋代的学官名,相当于今天的教育局长兼学校校长,同时掌管文庙祭祀并教育所属生员。尽管明代的教谕是“不入流”的职官,但尹孔常并不气馁,凭着自己优秀的业绩很快获朝廷赏识,被提拔为富顺知县。那时的富顺是川南繁邑,又是盐税大县,知县既要催办赋税,又要安抚百姓,行政事务多而杂。但从教谕升迁知县的尹孔常并没有因职务的变化而丧失重教兴学的情怀,他仍然把发展教育作为自己的责任。于是,在“催科抚字”之余,尹孔常经常与县学生员讲经论学,即便“有以疑难请决者”,他依然能够“讲论明析”。

尹孔常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教育家,他把振兴文风、培育人才作为自己的执政策略。在他任富顺知县两年后的正德十一年(1516),熊迟、谢逵、甘为霖、周惠、骆颙等5人中丙子科举人。次年,又有周诏、徐岱、周惠等3人中丁丑科“舒芬榜”进士。连续多人中试,堪称县里的科举奇迹。乾隆二十五年的《富顺县志·宦迹》在记述其事迹时赞誉道:“殊有汉文翁立学遗风。”县志直接将尹孔常与西汉循吏、中国历史上地方官办教育第一人的文翁相提并论。可见尹孔常对富顺教育的贡献不可小觑。

“崇化善俗”之熊葵向

熊葵向,字景向,号立堂,江西安义县人,于清乾隆十九年(1754)由拔贡任富顺知县。

熊葵向曾两任富顺知县,其中,首个任期为乾隆十九年(1754)至二十三年(1758)十月,第二个任期为乾隆二十四年(1759)九月至二十六年(1761),中间曾短暂调任彭山知县10个月,是富顺历史上任期较长的知县之一。在两个任期内,熊葵向面对“讼狱倍于他邑,疆域辽阔,五方杂沓”的县情,做了大量革故创新、改良风俗之事。他先后创修富顺门、培修县衙、捐俸举办江西义渡、翻修文庙、改建城隍庙、新建课士所、迁建书院等,还在县南修建用于农业灌溉的起凤堰、董家堰、锅底堰等水利设施,对推动富顺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横跨两个任期的《富顺县志》编修工程,堪称熊葵向当政时的一项千秋伟业。该志书起于乾隆二十一年丙子,成于二十五年庚辰,前后用时达5年之久。在熊葵向看来,修志就是“著一代之章程,备百代之文献”,也是地方官“验民风以定因革,察土俗以施政教”的遵循。可惜由于当时县境长期战乱,导致典籍灰烬,上千年的富顺历史竟然无从查考,熊葵向不得不遍寻旧志。幸运的是,县人王来一家里有祖遗手录(县志)3本,再加上康熙二十五年纂修的《叙州府志》载有富顺县事,熊葵向如获至宝。因时任训导、江津岁贡周章熠有博学之才,熊葵向特“延之以专且事”,将周章熠选任为县志总撰。再加上精心物色的校阅、督梓、分校等人选,一个50余人的编修队伍终于组建完成。在编纂县志的过程中,恰遇翻修县衙时又挖出两块石碑,一块记载历年官司,另一块记载各衙署的迁徙变更,于是通过“阙者补之,讹者正之,新者绪之,遂成一邑之传书焉”。该志书共20卷,门类广泛,记述翔实,尤以艺文最为丰富,成为一部资政辅治的重要文献,也为17年后段玉裁续修县志奠定了坚实的资料基础。

此外,熊葵向还十分重视乡村文化建设,先后为近10个场镇更改名字,如“长滩坝”改“义和镇”,“牛佛渡”改“由福镇”,“乱石滩”改“起凤场”,“古佛场”改“秀岩场”……由于所取地名富含地域基因和人文底蕴,有些至今仍在沿用。

乾隆二十二年(1757),熊葵向到自流井巡察盐政。途经沿滩时,但见河道水涸仅容一舟,造成上下相争,彼此相持,每多壅滞,甚至“多致拘讼”。为平息民诉、畅通盐运,熊葵向立即下令所有船只“以单双日分上下”。从此,争竞之患悉化,且羁留之病俱免,成为地方治理的一大善政。同年,县署有一位履职不到两年的教谕、成都县人张汉在岗位上殉职,因家贫无法归葬。熊葵向获知情况后,带头募集资金为其送葬。这些大小事情的即时处理,无不彰显熊葵向的执政智慧与人文关怀。熊葵向离任后,老百姓在县署东面的武庙前,为他建造了一座“熊公祠”,以追思他的丰功伟绩。

“为政敏决”之曾自柏

曾自柏,江西长宁县(今寻乌县)人,于嘉庆五年(1800)署富顺知县。

曾自柏在富顺任职期间,其最大政绩当属对富顺文庙功能的创新布局。富顺文庙始建于北宋庆历四年(1044),它既是祭祀孔子的场所,也是县学生员的学堂,所以又被称作学宫。在曾自柏到来之前,历任富顺当政者对文庙或改建或扩建或重建或修缮,前后有近20次,形成包括棂星门、泮池、戟门、大成殿、东西两庑、明伦堂及文昌阁、奎星楼、名宦祠、乡贤祠等规模宏大的建筑群。曾自柏到任后,对文庙开展了手术式的大变革。按旧制,作为教学场所的明伦堂一直位于文庙大成殿后面。但曾自柏觉得,明伦堂与庄严的祭祀区混为一体颇为不敬,加之容纳生员有限,于是大胆决定将其迁修至大成殿左侧。新的明伦堂前邻奎星阁,后抵训导署,左靠教谕署,与学署共同构成一个独立的教学区。而旧有的明伦堂则改建为崇圣祠,专门用作祭祀孔子的先祖。这一调整,实现庙、学分离,一改“庙学合一”的传统架构,成为文庙建制史上一次划时代的创举。

嘉庆十年(1805),在富顺任职满五年的曾自柏获朝廷加赏“知州衔”,之后相继调任华阳县和南充县。尤其在南充知县任上,曾自柏延续在富顺“为政敏决”的施政风格,成功创办团练新军,成为保护一方百姓的民兵武装。

上述四人,都是江西籍富顺知县的杰出代表。此外,还有为富顺撰书《题名碑记》的明万历年间的知县但贵元(星子县人)、邑人为其竖“德政碑”的明崇祯年间的知县朱议洭(南昌县人)、以举人署任的乾隆年间的知县裘允绪(新建县人)、以举人署任的清道光年间的知县郭德壎(县籍不详)、清道光年间两任知县的陈尚邵(崇仁县人)和赫赫有名的刘光第“座师”、清光绪年间三任知县的陈锡鬯(新城县人),加上明、清两朝的30多位佐属官,共同构成为富顺发展而前后接力的“江西军团”。这些远道而来的江西人,富顺终将铭记,历史终将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