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贡网讯(记者 蒋周德)抗日战争期间,民族危难之际,自贡人举倾城之力为国奉献,书写了“盐都献金甲天下”的重大历史事件。在国难当头之时,盐都儿女还义无反顾地奔赴抗战最前线,其中有3618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为了表彰忠烈、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在抗战期间,富顺县就修建了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自贡市还酝酿建造抗敌阵亡将士纪念堂。
富顺民族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
抗日烽火燃遍神州大地时,自贡地区热血青年纷纷奔赴前线浴血奋战,共牺牲3618人,其中自贡市1942人、富顺县1113人、荣县563人。为铭记日军侵略暴行,警醒市民居安思危、爱国爱家,富顺县修建了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这是记者从富顺县文史专家易公度、苏铁生、刘海声的相关文章中获悉的。
根据他们3人的叙述,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富顺县在县城后街火神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用作县政府招待所)前的一片开阔地,建设市中花园。花园面积不大,正中是一个水池,池中有太湖石叠成的假山,池形是“新生活运动”盾牌形徽章图案(那一年,国民政府发起新生活运动)。水池西面,建有一座简朴庄重的纪念碑,正面刻有“国际劳动节纪念碑”8个魏碑体红色大字,右侧是两行核桃般大的字:“富顺县立中学(花园西面的城隍庙是富顺县立中学分部)建 中华民国二十三年”。
1940年8月,富顺县城遭受日寇战机狂轰滥炸之后,经县立中学国文教师余贯文等人建议,县政府在市中花园水池东面修建了高约8米的民族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与周边建筑相比,显得庄严崇高。“民族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11个字(苏铁生认为没有“民族”二字)由该县知名书法家任志元书写(苏铁生认为系富顺县立中学国文教师高能久书写)。这11个大字与“国际劳动节纪念碑”出自同一人,也是古朴浑厚的魏碑体,也被涂抹成红字,给人以“仰之弥高”“光焰万仗”的感觉。与众多抗战纪念碑不一样的是,该纪念碑前设立了两个跪着的人物石雕,男子穿西服,妇女着旗袍,石雕背面分别刻有黑色字体“大汉奸汪精卫(易公度认为刻的是汪精卫的实名“汪兆铭”)”“大汉奸陈壁君”。为丑化这对汉奸夫妻,雕像有意做得很粗糙。
民族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激发了富顺人民的抗日救国热情,汉奸夫妻跪像更引起过往行人发怒,无不吐以唾沫,并鞭之挞之,唾而弃之。因大家都痛恨汉奸卖国贼,在抗战胜利后不久,汉奸夫妻头像就被砸掉了。
遗憾的是,1952年,富顺县将整个花园夷为平地,“抗日”碑身被砸碎,“劳动”碑身被抬去砌了西湖边的堡坎。后人感慨:“花园不存遗址在,丰碑应自树人心!”
自贡抗敌阵亡将士纪念堂
在富顺县修建民族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时,自贡市正规划建设抗敌阵亡将士纪念堂。这是记者从我市红色收藏家姜小平收藏的,79年前《自贡市政府公报》创刊号上了解到的。
《自贡市政府公报》创刊号为16开本、142页,于中华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9月出版,是为庆祝自贡市成立一周年而编撰的。封面书名由时任市长曹任远亲笔题写,同时加盖其私人印章,封面左边竖排盖有一枚红色“泸永师管区司令部”印章,说明该书曾经为该部使用。当时正处于抗战时期,内有许多鼓舞人心的口号插页,如第74页采用醒目大字刊发:“抗战是死里求生,投降是亡国灭种”。该书主要内容有发刊词、自贡市区全图、市政府筹备之经过、市政府工作报告、市政府二十九年度(1940年度)施政计划等。
在二十九年度市政计划之建设专栏中,专门提出建抗敌阵亡将士纪念堂的规划,原文如下:“本府奉令建筑抗敌阵亡将士纪念碑。经本市党政军联席会议议决,拟将本市釜溪公园(现彩灯公园)体育场内曾被炸毁之礼台,建抗敌阵亡将士纪念堂,以垂不朽,而示永远,并由本府设计制图……纪念堂中,拟立碑镌文,叙述阵亡将士勋业伟绩;堂之正面,远观略似古代元帅帽式;其堂座及柱与顶之构造,概取直线边沿;堂为正方形,宽长俱四公尺四寸;两翼各为游廊,长三公尺、宽两公尺;堂座高出地面一公尺零五分;两廊十级,堂柱凡十,均用青石磨光砌成;堂顶凡五层,顶端竖立国旗,自顶至地高七公尺七寸(推测寓意“七七事变”)。综计该堂所需材料,以石最多,砖次之,木料较少,定于本年度开工建筑,以符纪念抗敌阵亡将士之旨。”该规划还配发了比例尺为1:100的自贡市抗敌阵亡将士纪念堂立面图和平面图。
或许是经济原因,或许是相对于沦陷地区自贡牺牲的抗日烈士较少,或许是将纪念碑升格为纪念堂未获省政府批准,已经有详尽设计、施工方案的自贡市抗敌阵亡将士纪念堂,最终未能修建,令后人遗憾。但该规划见证了我市在建市之初就对纪念抗日烈士工作非常重视,为今人称道。
编辑:张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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