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闲健身有文化广场，头脑“充电”有农家书屋……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文化活动设施从简陋到齐全，文化活动阵地从无到有，越来越多的农村群众享受到了更为健康、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
“以前，连吃饱穿暖都成为一种奢望，根本谈不上农村文化生活。”与祖国同龄的杨家兴扎根基层几十年来，亲历并见证了农村文化生活从单一到多彩，从封闭到开放，从小群体发展到大众文化供给的变化。
露天电影成精神食粮
杨家兴是土生土长的沿滩区黄市镇人。1973年从部队退役后，进入了沿滩区文化馆工作，主要从事创作，写革命故事，到农村宣讲。
“那个年代，文化生活极其匮乏，村民们成天忙生产，生活枯燥乏味，村里的‘小喇叭’成为了唯一的娱乐方式。” 杨家兴说道，因为成天播放“农业学大寨”等内容，久而久之，大家都听得生厌。“那个时候，听故事成为了一种最好的消遣方式，每个组都还有一名故事员，在农闲时专门给大家讲一些革命故事。”
后来，露天电影开始在农村普及，每个人民公社成立了电影队，并在各个村轮流免费播放。在缺少文化生活的年代，露天电影则成为最主要的精神食粮。电影队由放映员、发电员、宣传员组成。杨家兴担任黄市人民公社电影队队长兼放映员。他至今都还清楚地记得，播放的首场电影《侦察兵》，吸引了三四千人前来观看，场面相当壮观。“之前，沿滩区仅有一个区级电影队，村民看电影就如‘打牙祭’，一两年才能看得到一场。”
“露天电影先放哪个村，后放哪个村，播放什么片子，都是电影队说了算。”杨家兴说道，因此，电影队每次到村里放电影，都被奉若上宾，好吃、好喝地伺候着，其他村都要从四面八方赶来，成了一种“时髦”。
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露天电影都处于鼎盛时期。
电影院广受村民青睐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进入上世纪80年代，人民公社制度解体，改称为乡镇政府。此时，露天电影不再被热捧，电影院开始进入老百姓的视野，杨家兴成为了黄市镇文化站站长，并兼任黄市电影院的经理。
“比起露天电影，电影院要上几个档次，大荧幕，舒适的座椅，完全就是一种享受。”杨家兴说，5分钱一张的电影院，场场爆满，就连过道上都站满了人。“高峰时期，一天放了6场电影，直到深夜才结束，创下了历史纪录。”
在那个时期，近千个座位的电影院都完全无法满足大家的需求，哪怕有钱还都不一定买得到票。甚至还催生出了“黄牛党”，转手卖1毛钱的票，都还有人愿意购买。而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露天电影相比，八十年代的电影内容更为丰富，都是一些故事片。比如《三打白骨精》《刘三姐》《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等。
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随着经济的发展，不少农村开始出现了“万元户”，个别富裕的家庭开始购买了电视。不仅价格昂贵，而且还得托关系才能买到。
娱乐方式从单一到多彩
文化生活的变迁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大家的物质生活上了一个台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文化发展。
“这个时期的文化生活进入了活跃期，从单调沉闷变得丰富多样。”杨家兴说道，并相继出现了歌舞厅、录像厅、电子游戏厅、网吧等娱乐场所。如今，家庭影院、电脑、手机都为大家带来了娱乐便利。
对于新中国的发展，杨家兴感概万千。在他儿时的记忆中，成天为吃饭穿衣发愁，压根儿就没有文化生活，唯一的娱乐就是“吹响响儿”，这是一种用竹子自制出来的口哨。现在，家门口修建起了文化广场，安装有健身器材，还建起了农家书屋，娱乐方式变得多样化。
“想当初，我刚担任文化站站长那会儿，除了有一块牌子外，啥都没有。后来，还是租了一间办公室，大约有100平方米，工作也很简单，就是组织人员到各村去演出，但设备、道具、服装都很简陋。”杨家兴直言，现在的黄市镇文化站简直是天壤之别，非常气派，排练室、化妆室一应俱全，有上千平方米，人气非常旺。
退休后的杨家兴还是一如既往地坚持读书、写诗、搞创作。他说，其实，文化生活红火的背后，是新时代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文化自信，更是新农村的文化自觉。
(记者 卜一珊 摄影 罗祥瑞)
编辑：范秦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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