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光下，无意间翻出一个荣誉证书，“自贡市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先进个人”，打开这个红本本，便打开了凝聚着我生命中十年时光的普九岁月。
1988年3月，我借用到市教委办公室，参加我市开展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筹备工作。我1987年调到市教科所，还是一个教研新人，参与普九的筹备工作，更是一切都重新学起。我负责起草我市的普九文件，文件初稿写好后，交办公室主任过目，没两天，市教委副主任徐荣旋把我叫到一间会议室，与我一起对文件初稿进行修改。一句话一句话的推敲，一个字一个字的斟酌，力求在文件中准确体现先进的教育理念和国家的教育政策。文件交稿后，又拟全市普九标语初稿。筹备领导小组会讨论时，有位自流井区的领导就其中一条标语说：“不能说‘全社会都必须尊重教师’，应该是‘全社会都要尊重教师’，‘尊重教师’不是政策规定，更不能命令，只能是大家提高认识后发乎内心的尊重。”
我参加了对全市学校的普九检查。到大安区朝天寺学校时，学校的老师说他们学校是由一个寺庙改建的，是全区位置最高的学校，我放眼一看，果然视线无碍，远近风物尽收眼底。上学不是观景，学校位于山顶，当然就比在平地有诸多不便，但他们克服困难，创造了普九的业绩。在荣县双古中学检查时，天下大雨，回县城的山路上，我们检查组的一辆车滑进了路旁的水沟里，直到晚上七点过，车子才被拖出来。回到宾馆吃过晚饭，我们几个出去散步，走了半条街，才看见一个老师腰上扎着的餐巾忘了取，大家不由一阵大笑。那老师是市电教馆的领导，已五十多岁。我知道，他是累了啊。
普九有许多必须达到的条件，比如说学校图书室里的图书就有数量上的要求，学校购买是主要的，不够又怎么办？师生自愿捐，有的老师几乎把自己所有的书籍都捐赠了出来。听着介绍，我感到那一颗颗淳朴而炽热的心，不仅仅是为了学校达到普九的标准，更是为了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除了参加普九检查，我还要干自己的本职工作。一个夏天里的一天，我去富顺青山岭下参加一个片区教学研讨会。讲课开始后，我和学生们坐在一起听课，有个年轻女教师上讲台不久就满脸大汗，是她紧张吗？不，她教态自然大方，课讲得很好。我摸一摸我汗津津的手臂，再望望教室屋顶，今天气温35度，教室里竟没有一个吊扇。普九对教室里灯光的照明度有要求，可对教室里的吊扇、空调没有要求，农村边远学校的办学条件还是比城市学校差呀！
对全市中小学教学质量进行检测，是教研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命题、制卷、阅卷，我全过程参与。三个环节一个都不能出一点点差错，其中，制卷时看校样最是要细心，一份试卷，我们要看六七份校样。老教研员们都带着放大镜，一个字一个字的校对，除了剔除排版中的错误，有时还要纠正自己命题中的差错。“不敢再看了，看了一整天，怕又看出什么错来！”老所长邓起江双眼发红，一脸疲惫，说着不看了，手拿着校样又不舍得放下。记得我第一年看试题校样时没有经验，就像平时看书一样的只看正文，没从试卷顶上第一行的考试时间看起，结果错误就出现在我忽略了的“边边角角”。
全市普九的验收大会，在富顺县武装部大礼堂进行，时任副省长徐世群到会，对我市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取得的成绩，给予了高度评价。徐世群生动有趣的讲话，在会场里不时激起阵阵笑声。从那笑声里，我听出与会者付出后的欣慰、努力后的快乐。
从1988年到1998年，整整十年，从筹备到检查再到复查，我在普九中奔走，学习，一步步成长。一个人的生命有多少个十年？当我领到“自贡市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先进个人”的荣誉证书时，我默默一叹。我原不会喝酒，是在“普九”期间开始喝酒的。第一杯酒的酒杯只有大拇指那么大，一口喝下时，那种苦与辣，在我心里并不仅仅是酒的滋味。为了让适龄学生获得更好的义务教育，教育改革的路很长，十年只是其中短短的一段。一个证书能证明什么呢？个人的荣誉只是一点点，更多的是三千多个日子里难忘的风雨泥泞，霜落日出。（陈文邦）
编辑：陈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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