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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蓝”起义军在自贡的主要活动

2019-09-08 21:02:01来源:自贡网分享到

保障东南”石刻

清咸丰九年(1859)的八九月间,贫苦出身的烟帮首领李永和、蓝朝鼎在毗邻四川的云南大关县牛皮寨结盟起义。紧接着,“李蓝”起义军从云南老鸦滩(今盐津)入川,六日之内连克筠连县、高县和庆符县(今并入高县),队伍猛增至千人,直逼叙州府城(今宜宾)。十一月,义军一路向北,迅速占领犍(为)乐(山)盐场,并进犯因盐业兴盛而繁荣的富顺地区。

攻占自流井盐场

自流井位于富顺县西北,明嘉靖以来一直是全县的财赋富集地,与旭水河以西的荣县贡井一起并称富(顺)荣(县)盐场。据《自贡市志》记载:“乾隆二十三年(1758),富荣盐场成为四川三大产盐场之一,到清嘉庆时期,富荣盐厂一跃而成为全川第二大盐场。清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定都南京,控制长江中下游一带,淮盐不能上运湘鄂。清廷令‘川盐济楚’,富荣盐场生产大增,加之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超千米深井的出现和天然气的大规模开发,产量急剧上升,年产食盐约二百九十万担,成为四川最大的盐场。”自流井作为富荣盐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井地周环数十里,收蓄极丰,陈设珍错”,可见其富庶程度,这里早已成为清王朝筹集军饷、镇压起义的一个重要基地。

为加强对自流井的保卫,井场的盐绅们特请“朱大令所带张大同渝勇保厂”。哪知这帮来自重庆的勇丁一点也不靠谱,他们不但不协助防卫,相反“因饷滋扰,大肆焚掠”。因富顺县城防备森严而不敢进犯的义军见有机可趁,便于咸丰十年(1860)初,趁乱智取了富甲天下的富荣盐场,不仅轻而易举地占据了不计其数的资财,还吸收了大量的盐工参军,队伍很快发展到十万余人。为牢牢控制富荣盐场,义军屯兵两处易守难攻、互为犄角的制高点,即自流井的谢家松林、土地坡一带和贡井的天池山、天池寺。

短短的两三个月的时间,义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先后占领犍乐盐场和富荣盐场。要知道,这两大盐场是四川的主要产盐区,盐税既是清王朝的重要财源,也是协济湘军的主要饷源。两个财富之地先后落入义军之手,几乎勒住了延口残喘的清廷的“脖颈”,其震撼效应就像数年前的太平军占领南京一样刺痛着统治者的心。于是,刚任四川总督的成都将军有凤被免,改由陕西巡抚曾望颜接任。同时,因丢失自流井盐场,富顺知县胡汝开也被撤职查办,责令戴罪立功。为尽快平乱,提督蒋玉龙、重庆镇总兵虎嵩林和湖北郧阳镇左营游击张万禄等均受调派至富荣盐场围堵义军。胡汝开亲督团勇趋助官兵进剿。为跳出清军包围圈,义军决定撤出富荣盐场向西转移。

时清军将领张万禄率兵在盐场以西的秀才坡一带(今贡井区建设镇固胜村)堵截,双方随即展开激战。下午时分,善用伏兵的义军使计,张万禄误入埋伏圈。张万禄援绝马疲,兵陷泥田中,致全军俱覆,血积成渠,田水尽赤。这是一场惨烈的战斗,张万禄及其亲兵,死者三百七十余人,带伤者百余人。这位曾与湘军名将鲍超、清军大将多隆阿一起征战太平军的张万禄,不幸殒命于此。 战后,清廷为张万禄等阵亡官兵修墓立碑以纪勋。

建都牛佛渡

牛佛渡是一个水码头,别名“牛儿渡”,位于富顺以北的沱江之滨。因江岸有一座牛形山,故称牛佛渡。

义军自咸丰十年(1860)二月撤出自流井盐场之后,张五麻子(张第才)、何兴顺等仍多次以富顺为中心展开军事活动,或越境而过,或攻打县城。接替胡汝开的新任富顺知县彭名湜一面加固城墙,增设炮台,一面组织四城团总罗礼为、田时若、萧文煜、郭昌瀚等督团严守,外御劲敌,内除奸细,城守赖以完备。这时的义军总人数已由起义之初的数十人发展到了约二十万人,急需会师商讨下一步的进军策略,以便向更广的区域发展。通过权衡,地处富顺与隆昌交界且物产丰富的牛佛渡便成了义军的首选之地。

义军的各路人马到了牛佛渡以后,立即展开了一系列政权建设行动。仿太平天国制,在牛佛渡建都,于天后宫设皇宫,宫前称御街,将牛佛镇改称牛佛都。两岸驻防数十里,连营百余座。并开科取士,张贴《求贤诏》,招募人才。

义军会师牛佛渡的半年时间内,不仅补足了军需给养,招录了一大批贤能之才,还议定形成了一整套新的长远发展之计。咸丰十一年(1861)三月,义军开始从牛佛渡分批出击,对清王朝展开了新一轮更为猛烈的军事进攻。其中,李永和率队向川西北的眉州进发,进一步巩固铁山根据地;蓝朝鼎率队攻打川东北,发起著名的绵州战役;周绍勇、张第才等数路大军则往川东发展,试图打通与太平军的联系通道并建立新的根据地。一时间,义军在全川数十州县转战,成都和重庆皆处于义军的威慑之中。很明显,从牛佛渡重新出发的义军,正式开启了东征北伐的新征程,其战略意图更加明晰,战略方向更加坚定。

秀才坡官兵墓残碑

此后,因有义军首领李永和在牛佛渡定都称帝,于是牛佛渡又多了一个新名字——“牛佛都”。遗憾的是,当年李永和用作行宫达半年之久的天后宫,不幸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在修建牛佛沱江大桥时遭拆毁。

围攻大安寨

大安寨位于富顺以北的自流井盐场,距离县城约九十五里。寨堡所在地名为王大山,是四大盐商之首“王三畏堂”的掌门人王余照(号朗云)的管辖之地。此山于平地突兀隆起,四周坡陡难行,山脚即是天车林立、盐井密布、笕杆遍地的产盐重地扇子坝。就是这样一个不足两平方公里的扇形土坝,其盐产量“占富荣盐场十分之一,居全场第一位”,自然也就成了官军、民团与义军争相控制的战略要地。

咸丰十年(1860)四月,在成功击退占据自流井盐场的“李蓝”义军后,富顺知县“复谕绅粮修寨以卫厂”。盐商王余照等人积极响应号召,“集众捐金,度地王大山……下砌石脚,上筑土墙,覆以瓦屋”,很快在王大山上筑成墙高二丈许,宽可一丈的防御工事,并取名“大安堡”,建成整个盐场的第一个坚固堡垒。草创之初,王余照“募练丁千人防御”,先后让郭安邦、张第才、谢花妖等义军首领不战而退。是年冬,修寨工程竣工,且军火器械无少缺,寨居二千余户,井厂雇工不下数万人,声威颇盛。恰在此时,义军悍将卯德兴率数万人攻寨之南门,但仍然无功而返。至咸丰十一年春,大安寨始终固若金汤,以致数十里内,居民扶老携幼而来,日以千计,成为盐场及远近相邻得以依靠的“定海神针”。

面对久攻不克的大安寨,义军并不甘心。咸丰十一年(1861)六月,著名将领周   子(周绍勇)亲率十万余人卷土重来,其数量远超于前,展示了义军战之必胜的坚强意志和速战速决的攻击态势。这一次,周绍勇将自己的中营(大军大帐)设在与大安寨两相对峙的官刀山(后名中营山、钟云山),指挥义军“扼东寨门(今九安寨寨址)为营垒”,采取四面合围、全线出击的办法展开进攻。双方大战一个多月,大安寨在王余照的带领下同心守御,加上隆昌团练和叙郡练勇奔袭援助,义军遭受多方攻击不得不撤出战斗。撤退前,义军遍塞井眼,尽焚各井天车、车房,对盐场进行了最大限度的破坏。随后,义军从南北两个方向撤走。这一战役,义军损失不下三四千人,而守方仅以“练死事七人,受伤四十余人”的微小代价获胜。

通过长达一年多的轮番攻打,义军因始终无法攻克大安寨,不得不放弃了对自流井盐场的占领。周绍勇从大安寨撤走后,转而向东一路经内江、合州(今重庆合川区)挺近垫江县,于咸丰十一年(1861)十二月下旬正式进驻鹤游坪,实现战略大转移。

兵败石灰溪

在富顺县赵化镇普安村观音岩,有一处凿刻于清光绪九年(1883)的“保障东南”石刻。该石刻系南溪书法家包汝谐(字弼臣)所书。石刻清晰记述了清咸丰年间富顺县民团首领肖云笙(即肖镛)在石灰溪与义军交战的历史。1982年7月,该石刻被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09年2月,该石刻被列为第六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肖云笙,即童寺清平寨寨长肖镛。其祖父是富甲川南、重修富顺文庙的著名乡贤肖永升,经营有酿酒、盐运、丝绸、陶瓷等业,在县域沱江河的牛佛、安溪、赵化、怀德等地建有肖家码头作义渡。咸丰初年发生太平天国起义时,肖永升随即率领族人“既筑人和寨,复修栗寨、清平寨,选丁壮练习其中”,形成“九里三大寨”的防御设施。而肖镛是廪贡(雅称明经进士)出身,李、蓝起义期间,他率寨兵随官兵四处征剿,尤以照四山一战成名。那是咸丰十年(1860)冬月,义军由牛佛渡扎营县东照四山。肖镛昼夜行军前往截击,斩首二百余级,夺马二百余匹,获军火器械无算。从此,肖镛率领的寨兵成为全县骁勇善战的一支民军。

同治元年(1862)春,转战富顺东部天洋坪仅三个多月的义军首领李永和率队欲重回宜宾八角寨与卯德兴部汇合。四月中旬,李永和率队渡过沱江,经赵化镇绕普安寨而过。往上渡石灰溪(今安溪镇境)时,遇肖镛和赵化龙翔寨寨长高应顺率领的两支民团武装前后堵截。此战致李永和一败涂地,“母妻均被擒”,仅率百余人杀出重围,几乎全军覆没。据刘光第《先伯泉溪公家传》载:“首逆李短搭搭,由石灰溪连败,窜八角寨,溪中浮尸几满。”之后,肖镛因功赏知府衔、工部营膳司郎中,晋封通奉大夫,并在云南普洱做官二十年。而逃出石灰溪的李永和,半年后在犍为县龙孔场被俘,解押成都后被处死。

从咸丰十年正月至同治元年四月,李蓝起义军在富顺县境内纵横驰骋,历时近两年半。除上述所举之例外,其转战之处还有兜山、横溪、板桥、石贡寺、东街、古佛坎、邓井关、半边寺、叶山寺等地,这些地点的丰富遗迹不仅是李蓝起义的重要历史见证,也是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发展文化旅游的珍贵题材。尤其义军那种不畏艰险、敢于斗争、不怕牺牲的精神,值得后世传承宏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