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勇专栏
对我来说,2020年的到来,和过去的每一天没有多大的区别。生活波澜不惊,“新年”只是一个表示时间节点的名词,既没有特殊的仪式感,也没有什么值得我为之心动的事情发生。工作仍然是盯着电脑,对着那些规规矩矩的方块汉字拼凑成的句子,琢磨过来又琢磨过去;要不就是接受一些繁杂的琐事,然后清理出一个个头绪,想方设法去执行完成。感觉累了的时候,我会伸个懒腰站起来看看窗外,或者翻翻手边的报纸。
2020年第一期《南方周末》就是这样闯进我的视野的。这期报纸以“十年·未忘”为题,推出一组特别报道,用文字“讲述大时代下的人物故事”,记载过去10年那些“个体命运与时代产生共振”的新闻人物。其中,《“大衣哥”:被改变的朱之文和朱楼村》一文,讲述的是草根明星朱之文出名后的无尽烦恼、生活现状、艺术追求、未来憧憬,以及朱楼村人眼中的朱之文。
我曾经为报纸副刊写过10年的娱乐时评,对各领风骚三五年的娱乐明星,自诩具有一定的免疫力,他们挖空心思争破脑袋好不容易挤上的头条新闻,我并不一定就会正眼相看。然而,有两个明星我却长期予以关注,这两人一个是郭德纲,一个是朱之文。我觉得,从这两人的身上,以及他们周围的人身上,可以很清晰地触摸人情冷暖、体味世态炎凉。
朱之文是被“大众造星运动”推上前台的草根明星。出生于山东菏泽单县郭村镇朱楼村的朱之文,从小喜爱唱歌,出名之前,靠种地和打零工养家糊口,全家年收入仅5000元左右。2011年,朱之文参加中央电视台《星光大道》年度总决赛,获得第五名;2012年参加央视春节联欢晚会演出;央视《新闻联播》曾用6分钟、《焦点访谈》曾用20分钟的时间介绍过他。走红后的朱之文收到了大量商演邀请,奔忙在各种晚会和活动现场。当然,朱之文也获得了可观的经济回报。这些金钱,深刻地改变了朱之文的命运与人生,也让与他朝夕相处的熟悉的村民变得陌生起来。
得知朱之文挣大钱了,村民们纷纷找他借钱,而且借了就不还。至今,他的抽屉里还躺着一堆总金额上百万元的欠条,他甚至没有打算将欠账要回来,也明白根本就要不回来。不仅如此,他为当地的“乡村振兴基金”注入了140万元,三次出资为村里修“之文路”,逢年过节为村里大人小孩发红包。即便这样,却还是有村民说:“之文他这才花了几个钱,九牛一毛。他要想叫俺说他个好,俺庄上一人给买个小轿子车,一人给一万块钱,准就说他个好。”
可恼或者说可怕的是,这竟然是当地多数村民的看法,你朱之文成名了,可你也是和我们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凭什么你现在就能挣那么多的钱?你有钱了,难道不应该和大家一起分享吗?这种让人无语的逻辑,压得朱之文异常心累。这些人只看到了朱之文大把大把数钞票的时候,却选择性地忽视了人家成名之前的艰辛付出。
平心而论,朱之文待他那些乡亲不薄。他身上固然有了一些作为名人的变化,比如说话越来越得体,越来越滴水不漏,但更多的、不变的还是庄稼汉的朴实。以他现在的名气与经济实力,完全可以搬离朱楼村,不再侍弄稼穑,过上比很多城里人还要城里人的生活。但是他没有,他依然住在村子里,干着农活,用的还是一部使用了14年的诺基亚手机。于是,他与当地村民注定会相互看不顺眼,除非他彻底告别娱乐圈并且回归贫穷。
这是多么让人心寒的一种情形啊!在面对别人的成功之时,许多人不是见贤思齐,反而会患上“红眼病”,特别是当对方是自己熟悉的人,甚至曾经不如自己的人,却取得了自己难以超越的成绩的时候,那嫉妒的心情就如决堤的江水肆意汹涌。这是劣根性的典型表现,真的没有办法根治吗?我当然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但是我真心希望这种现象越来越少,直至消亡。
编辑:熊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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