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初,我在乡里当了一年社教工作组长。那地方离市区其实不远,郊外车正常时间也就一个半小时左右。但那时候郊外车的班次少,路也是坑凹不平,晴灰雨泥的,所以呢,也就住在乡里,一周回家一次。乡里干部多是本地人,很多人住在农村。住乡政府的,除了我们几下派干部,还有就是乡镇的交流干部,吃过晚饭,乡政府基本上就没人了,显得空旷冷清。
不知从哪天开始,看见乡政府门口蹲着一条狗,是一条黄色的土狗。那时候,在乡镇上时常会见到这样的流浪狗。这条土黄狗见了人,也不动,不叫,蹲在墙边巴巴地望着,人走远了,目光又收回来,沉默着,像一个智者。
到了开饭时间,它会转进食堂,蹲在一边,发出呜呜的声音。地上有人扔下了骨头和嚼不动的筋膜,它就走过来捡了大嚼,吃完了又蹲在一边。
晩上,在乡政府吃饭的人很少,基本上就我们三个下派干部,它就在我们的饭桌下蹲着。有时候,起来捡点掉地上的饮食,毛茸茸的大尾巴偶尔在腿上一扫,冷不丁吓人一跳。炊事员梁六娃就抡起大铁勺子吼,滚出去,看老子不打死你。
吃过晚饭,我们常常出门去转转,它就跟在我们身后,有时又箭一样冲到前面,惊起路边的鸡鸭和小鸟,扑扑地打着翅膀四散而去,然后它又跑回来,摇着尾巴走在我们前面。
周末,我们搭班车回家,它常常跟在我们身后。跑到车站,我们停下等车,抽烟,它就蹲在我们身边,好像它也在等车。班车摇摇晃晃地开来了,我们上了车。车开走了,它会撒开蹄子追一阵,然后站在路中间,望着班车远去。
初冬时候,我和乡里的几个干部下村里处置一起纠纷。刚走到村口,一个在地里干活的农妇停了手里的活计,用锄把杵着下巴,扯开嗓子大声喊,张幺娘,猪儿又在拱圈了。
我看着她,有些不明就里。乡人大主任老王扯我袖子,莫理她,她在叨凫水龙。老王一说,我才反应过来,农妇是在指桑骂槐。
那时候,大家的日子都还不是十分宽裕。老百姓和干部之间最集中的一条矛盾就是多吃了几顿伙食。所以呢,我们一进村,她就以为我们是来混伙食的。
其实那起纠纷很简单,说穿了就是田埂上多挖了几锄泥巴的事,再加上平时的一些积怨,一方觉得伤了面子,两家人就动了手,见了血。见了血,事就大了。
在中国社会,面子是个很大的事。因为面子,没事会惹出事,小事可以整出大事。
如同秋菊的话,钱不钱的事小,我要一个说法。其实呢,这说法很大程度上就是面子。
按说,这纠纷处理起来并不难,但要顾及双方的面子,就有点儿考手艺。最直接的问题是,需要时间,要耗费大量时间把两家人的思想说通,面子给够。
副乡长和人大主任都是久经考验的乡镇干部,太了解乡村这一套。大家嘻嘻哈哈,又吹又捧,又打又压,又说又笑,从下午整到晚上。点起灯,又磨了一两个小时,终于把事情搁平了。
从村里出来,已经起雾了。乡村的夜晚实在太黑,那才叫伸手不见五指。不到十里路程,一干人竟然走了一个多小时。
走到乡政府,已是半夜。梁六娃见我们回来了,就招呼大家干伙食。大家坐上桌,梁六娃用洗脸盆端上一盆红烧肉,汪了一层油,红亮喷香,热气腾腾。副乡长又到寝室里提了两瓶烧酒。大家又冷又饿,入座便不多言,敞开肚皮吃。软糯的红烧肉就着烧酒,寒冷的身子瞬间热起来。
吃了几口,我吃出一点淡淡的膻味,就问梁六娃是啥子肉,梁六娃说是狗肉。我问他哪来的狗肉,他说用炸药在场口的灰包堆上炸的。副乡长说,整啰,药不死你。我便不再多话,和大家又举杯喝酒,吃肉。
几天过去了,乡政府门口没见着那条土狗。一天吃午饭时,我问梁六娃,你炸那条狗是啥子颜色的?
梁六娃神了一下,望着我,说,一条黄狗。我说,是不是乡政府门口那条狗?梁六娃说,不晓得。后来,我再也没见过那条黄狗,直到我们离开乡里,也再没见过。
从那以后,我也再不吃狗肉了。
作者简介|陈刚,自贡市人。作家,书法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编辑:张驰
责任编辑:马莉莎
编审:吴山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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