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华路西段棚户区（B地块）改造迅速推进，已沉寂多年的自贡市人民电影院（以下简称人民电影院）迅速“升温”，这栋屹立了半个多世纪的建筑将整体拆除，彻底从人们视线中消失。
在年长者记忆里，这里曾经是这座城市的中心，人头攒动一票难求；在电影人的回忆里，那是最美好的时代。
最好的电影院：
“那个时候才真的叫川C，一部片子往往成都、重庆放完了就轮到自贡放。”人民电影院退休职工、78岁的叶祖林称，当时的人民电影院拥有全川第一流的场馆、第一流的设备（音响）和第一流的宣传，在他的印象里川内可以与之比肩的只有成都市人们电影院。当时不仅全省电影宣传现场会多次在此召开，甚至全国儿童少年“童牛奖”（第四届）暨“盐童奖”评选活动也在此举办。
叶祖林半开玩笑的说：“那个时候（系统内经验交流）别人过来的确是参观学习，我们出去就是指导工作。”
在电影人的回忆里那是最美好的时代，在那个物质和精神双双匮乏的年代，几乎每一座城市的每一家电影院都座无虚席，人民电影院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犹如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八方来客，在那个缺乏户外广告、灯箱、霓虹灯的年代，巨大的彩色电影宣传画是这座灰暗城市唯一色彩，不少人直到来到竹棚子（人民电影院所在地）看见眼前的景象才长舒一口气：“现在才算进城了——”
1347个座位的影院场场爆满，人民电影院的收入超过全市文化系统其它单位收入总和。1979年我市电影事业也达到了历时新高，全市共有放映单位189个，全年放映5.74万场，观众3510万人次，按当时全市人口数计算人均观影将近20次，而2016年全国观影人次为13.72亿次 ，人均观影约为1次。
那是一个全民观影的时代，这里是这座城市的中心。
最优秀的电影人：
叶祖林师从齐白石弟子李乾三，1960年从自贡师专美术科毕业，进入人民电影院担任美工直至退休，画了一辈子的电影宣传画，作品多次参加全省以及全国电影宣传画展，是全市为数不多荣获由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颁发的《从事电影发行放映工作三十年荣誉证书》的电影人之一。
“每个月至少要画四幅大广告，平均下来一个星期一幅。”所谓大广告是指巨幅（三米乘四米甚至是五米乘四米）电影宣传画，叶祖林解释画电影宣传画是一次（参照电影剧照）再创作的过程，是技术活更是一种体力活：“画一会儿要退到街对面查看有没有走样，然后爬上梯子继续画。”
“画得不好万经理要冒火！”叶祖林所指的万经理是人民电影院第一代美工、当时的副总经理万模群。“万经理冒火”往往意味着重新画，对一名美工来说不仅仅之前数日辛苦白费，还要背上了浪费颜料的心理负担 。
叶祖林表示相比之下其它城市影院宣传画一是换得不勤，二是质量不高，出去经验交流回来美工们往往私底下议论：“人物画变形就算了嘛，关键是上头还有一个错别字——”
叶祖林工作除了撘梯子大广告之外，还要画邮票大小的映前幻灯玻板以及电影宣传拦，有时还要负责清扫电影院外面得街道：“我负责上头半截，黄宗壤负责下面半截。”
叶祖林进入人民电影院第二年，1961年，从四川美院附中毕业的黄宗壤同样进入人民电影院任美工，日后更是成为了一方翘楚的书法名家。
当时的人民电影院不只是在“美工”方面集聚优秀人才，还开辟了电影宣传长廊，包括影片预告、电影介绍以及影评。据了解当时影评人达40多人，包括自贡日报社社长、自贡广播电视台台长在内，几乎涵盖了全市所有文化精英，而 他（她）们的报酬只有一张小小的电影票。
一票难求：
去年从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退休的张新国曾是一位影评人，主要工作是负责影片放映前用标准普通话播报注意事项，包括“不得大声喧哗”等等。
“可能是考虑我普通话讲得好。”据了解张新国是当时盐博馆面向全市招收的最优秀讲解员之一。她表示自己之所以接受这份额外工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看电影不要钱。”
上班的地方在人民电影院斜对面，住家在人民电影背后，一来二去和工作人员混熟了，没当影评人之前就偷偷溜进放映室、透过墙上巴掌大的放映员观察孔看过电影，但观后感不甚理想：“一是（距银幕）太远看不清楚，二是耳朵边放映机太嘈听不清楚。”
当时，整个影院最牛的可能不是经理而是售票员，一部“好片子”上映前（譬如印度电影《流浪者》、譬如《刘三姐》、譬如《洪湖赤卫队》、譬如日本电影《追捕》），售票员往往只好躲在家里闭门不出，任凭房门敲得叮咚响就是不吱声，多年以后一位接受采访的售票仍感慨：“幸好当年没得手机。”
有时一天放映七八场，甚至安排通宵场，放映机都热得发烫。为了买到票，为了买到一张位置居中靠前的电影票，通宵排队买票是常事，队伍一直排到了竹棚子原市卫生局。售票窗口更是人摞人，旁人无法想象一个面积仅十五公分乘二十公分的售票口，竟然塞进来了十多只手——手划破了，攥着在手中的钞票上都沾上了血迹。售票室通常配两名售票员：“买两张中间靠前的——”根本看不清外面人的脸只听见有人大声吼，其中一位售票员收钱的同时还要把这只手拽住，接过另一名售票员递过来的电影票和找补的零钱还要负责塞回去，以免搞混。
检票口同样气氛紧张，十多名工作人员在入口处排成两排，手挽手组成两道“城墙”，以阻挡汹涌而来的人潮。
共同记忆：
一、混电影
对于不少四五十岁的人来说，“混电影”是一个提及让人会心一笑的词。随着人民电影院整体拆除的倒计时启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搜索这段记忆，混电影不断被人提及——前几日，釜溪河边步行街听几位喝茶的中年人闲聊，其中一位说：“你哪里有我遭得惨哦！我们几个被逮到之后，喊我们把电影院所有的痰盂倒干净才许走——”
据悉放一场电影要清两次场，电影放映前清一次，中间工作人员拿着手电筒进去再清一次，清出来的无票者—少则一二十人，多达四五十人。久而久之工作人员总结出了经验，没座位的一般都是混电影的，有时候用手电筒一照，两边靠着墙各站了 一溜，看见有人清理赶紧往座位底下钻。
工作人员会根据是否有座，以及神态是否自若来判断是否需要求对方出示电影票，到后来开始放立体电影时就简单多了，凡是没戴眼镜的一律涉嫌混电影——其实混立体电影意义不大，如果不带（随电影票一起发放）眼镜的话，眼前全是重影。
总结起来混电影方式不外乎三种，一直利用检票口人多强行冲卡，二是翻院墙入内，三是和工作人员相熟。
冲卡相对“暴力”，一方要跑另一方要逮，抓扯之间工作人员身上往往青一块紫一块；翻墙相对技术，为此院方曾数次加高围墙，从一米多点的胸墙到一直加到两米多的高墙，上面还插了碎玻璃；第三种方式最温和，但也讲求一定技巧，往往打着过来看朋友的旗号，闲聊几句之后便丢下一句：“今天放啥子电影哦，进去看一眼嗨——”在对方的默许下就进场了。
至于处罚一般是教育几句了事，但也有上述老兄所称“倒痰盂”的极端个案。
二、钟瓜子
和现在影院吃爆米花不同，当年流行吃瓜子，电影开场前只听见一片嗑瓜子的声音，电影散场后工作人员要扫好几箩筐瓜子壳。
“就为了香嘴巴儿。”张新国形容在香嘴巴方面没有什么能比得上瓜子 ，价廉加物美且持续时间长，当时她每天都会买上二两用折好的纸袋装好的瓜子，那时候流行五香和奶油，不像现在的人爱吃白味。
瓜子叫钟瓜子，一名姓钟的妇女最先挑着担担在电影院门口摆地摊，时间长了既称她卖的瓜子为钟瓜子，连她本人也被称为钟瓜子，后来种姓妇女在龙凤隧道洞子口搭了个遮雨的棚棚支了一个箱箱，并且开始多种经营——除了各种口味的瓜子还卖上了红苕干。据说这名钟姓妇女因此发家，后来还被评为致富先进典型，无人不识。就连当时教育自己不懂事的子女或者是教训自己不能干的老公，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你看,黄某摆个烟摊摊就能养活一家人，钟某某卖瓜子都成了万元户——”
以上两人都是人民电影院商圈的典型人物，据了解黄某身体有残疾，靠在人民电影院旁边卖香烟养家糊口。
三、耍朋友
当时能搞倒一张电影票，尤其是紧俏电影，再加上座位居中靠前，确实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不论你是找关系还是通宵排队。
那时候所谓文化、娱乐、休闲场所除了电影院之外，勉强算得上的就只有一个新华书店了，耍个朋友谈个恋爱“请看电影”就成了统一模式。
现在一些文学作品当中还有这样的字句：“黑暗当中，不知有意还是无意，两个人的手臂碰在了一起。如触电般。脑袋嗡地一声就炸开了，银幕上的画面顿时模糊，耳边的声音逐渐远去，仿佛全世界都只剩下了和她触碰到的那一小块皮肤——”
有好事者还总结出一个规律：刚开始两个人耍朋友约到一起看电影、双方还不熟悉的时候，肯定是买居中靠前的票；渐渐地银幕上的内容已经变得不再重要了，座位越来越向后移，到最后电影院后半截基本上都是一对一对了。
据了解为了防止在影院出现不雅举动，工作人员有时会专门用手电晃以下，又或者是经过时有意咳嗽两声。
沉寂下来的电影院：
当时都晓得人民电影院火，职工待遇好——到底有多好，当年不足为外人道。
“米啊、肉啊、油啊就不摆了，你听说过发沙发、发床的没有嘛！”人民电影院一位退休职工表示当年的待遇绝对秒杀现在的央企、国企，他表示工资基本上没动过，靠出售发放给家属的电影票就能解决日常生活，更不要说每个月至少发放三次、远远超过工资的奖金。
关于人民电影院职工内部一直有种说法：泰坦尼克号沉了，电影院也就沉了。
放映《泰坦尼克号》时已经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叶祖林牵头制作了一艘巨大的船模就放在影院门口，影院人头攒动，当时20块钱一张的票价创了本地记录，据悉等工作人员到银行取钱发奖金是才得知由于替人担保账号以被查封。
其实这只能算一个插曲，真正让人民电影院走向没落的是“看电影”已经不再是人们唯一选择，录像厅、卡拉OK、舞厅迅速席卷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人民电影院1347个座位的放映厅开始变得空空荡荡。
每周更换一幅大广告的习惯最终没能持续下去，领导觉得浪费颜料；售票员再也不牛了，推着陈木匠做的车车开始沿街叫卖售卖电影票。
顺应潮流，人民电影院拆大厅改小厅，不放电影放投影，楼下建卡拉 OK，楼上修了当时全市第一家、也是最豪华的舞厅。当时有一种说法：十字口有天涯，贡井有海角，人民电影院有银河——当时在银河卡拉0K厅点歌还要排队。人民电影院退休职工、当了十多年售票员、时任银河卡拉OK厅经理的缪玉龙接受记者采访时称，当时银河拥有最先进的设备：“一首歌唱完还要打分，屏幕上会显示鲜花和鼓掌。”他表示火爆场景只持续了两三年，随着竞争者日益增多银河风光不在，他认为除了歌曲、设备、装修更新较慢之外，最主要的愿意是管理方式落后，作为堂堂经理，熬一个通宵也只是比其他同事在工资表上多一个夜班——多领八毛到一块钱。
“那时候稍微有点条件的，就装家庭影院，买VCD\DVD，哪个还专门花钱看电影嘛。”观影记忆，回想起来张新国记得只有很久以前看过一部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全场哭得稀里哗啦，后来看过一场投影美国爱情片叫《廊桥遗梦》。她再也不是影评人，再也不需要看电影不花钱，人们的追求从单纯的视觉享受向多元化发展，人民电影院不可逆转地一点一点沉寂下来。
前身是创办于1944年12月的胜利电影院，1951年4月1日更名为自贡市人民电影院，经历近半个世纪的辉煌后走向了衰落，2006年宣告解体沦为了一家家具店的库房。多年以后，不少人仍习惯称该处为“老电影院”，而不愿意描绘成“盐博馆上去一点”或者是“竹棚子下来 一点点”。
2017年10月，随着中华路西段棚户区（B地块）改造迅速推进，叶祖林一家从楼内搬了出来，临别前他和他的儿子一起用相机记录下这栋楼房的每一个细节。“我这一辈子就在这一个单位呆过。”他说：“喊我当经理不干，这一辈子我都只是一个美工。”他以此教导教导后人学一技之长傍身：“习总书记都在讲工匠精神呢！”（记者 张才 叶卫东）
编辑：周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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