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光，抗战老兵、自贡日报社资深老报人，原名茅承锦，出生在江苏南通海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好好念书”是茅家的祖传家训，然而，初中还没有毕业就因日寇入侵，使茅承锦的学业戛然而止。在表哥表姐们的引导下，18岁的茅承锦带着母亲送来的毛衣及行囊，冒险上路投奔新四军。投身革命后，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随军南下入川，先后在豫皖苏《雪枫报》、泸州《川南日报》、自贡《新自贡报》工作。1973年调入自贡市委宣传部直至1983年离休。纵观其一生40年的革命经历，其中直接在《新自贡报》及更名后的《自贡日报》工作就长达20年。今年3月3日，《自贡日报》将迎来70华诞，想必九泉之下的她也会为之欣慰。
1958年1月13日，人民日报社社长邓拓（前排左三）到自贡日报社和自贡广播站访问，与于光（前排左二）等采编人员开座谈会并合影留念。
茅承锦参加革命后，在填写人生的第一张履历表时，即更名为于光，寓意自己从这天起即沐浴“于光明之中”。新四军创办的苏中公学和华中建设大学开启了她的崭新人生，毕业后先在浙西军区后勤部做金库管理工作，后调入文工团，因战时需要又被派往战地医院护理伤病员。因工作出色，新四军山东军区政治部两次授予她个人二等功，至今还有一张二等功奖状原件保存在于光档案中。1947年她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几经申请，来到豫皖苏区的《雪枫报》工作，从此步入新闻行业。她跟随老革命女总编徐勉一学习新闻编辑工作，徐老是她走上新闻之路的第一位老师。徐老看书她看书，徐老编辑她抄稿，徐老的和蔼可亲鼓起了她战胜自身能力不足的勇气，徐老的工作精神和态度使她明白了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随着解放大军“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历史步伐，1949年4月28日，接管国民党《中央日报》社后，她参与了《新华日报》的筹建和发刊工作，经历了从做记者到编辑的过程。同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司令部命令：为进军西南培养新闻干部，《新华日报》和新华社南京分社联合举办新闻干部训练班，她负责招生和带班工作。在进军西南解放全中国的号角声中，进入泸州《川南日报》社并担任编辑组组长。1952年，川南川西两报迁址成都组建四川日报社，她和丈夫王诚带着出生19天的大女儿来到自贡，王诚负责筹建自贡有线广播站，她就任《新自贡报》编辑部副主任。
此时，创办仅一年多的《新自贡报》队伍年轻，经验不足，工作处于徘徊探索之中。她在编辑部挨个找人谈话，了解他们的思想、工作及生活。她与下属谈话时从不训人，耐心地听取年轻人的合理意见。她和初出茅庐的记者谈理想情操和恋爱观，讲述自己恋爱婚姻经历，提供给年轻的同志参考。她同编辑们一起熬夜，夜半三更饥肠辘辘，她就带着大家上街吃盐都担担面，结账时总是由她掏钱。当她察觉到编辑部内出现自由散漫和骄傲自满的作风时，当机立断，在这些做着“无冕之王”美梦的幸运儿中开展“反不良倾向”的学习与批评，以求将新闻人的操守和又红又专的追求植根于他们心中。
于光重视与记者编辑们的交流，共同探讨如何学习提升自身的文化素养和工作能力，成为合格的新闻工作者。她提出，在思想上要打破旧框框，放宽眼界，行动上要深入工厂车间和农村田间地头，从群众身边发现新闻，让新闻既有热点又有看点。她注重报纸内容与形式的多样化，在突出主版新闻要闻重大事项之外，开设副刊版面、刊发杂文，为读者提供八小时工作之余休闲娱乐等信息，把报纸办得既有特色又具有可读性。在她和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编辑部形成了团结友爱、生动活泼的良好氛围，报纸也办得更有生气，更有战斗力。
作为一名老新闻工作者，于光关注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从中领悟和发现重要新闻线索及报道题材。在工作中她更善于“眼睛向下”，把新闻报道的视角投向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1952年，报社组织揭发的“赵青云事件”见诸报端后，立即引起社会强烈反响，此批评报道对震慑和转变当时的官僚主义思想和作风起到了积极作用。1958年，省委在重庆召开“四川省先进生产者会议”，她敏锐地捕捉到新闻点，所采写的《自贡市开展合理化建议活动取得成效》的报道被《四川日报》刊发在头版头条。《自贡日报》开设新编故事专栏后，她撰写的《曾参教子》《楚共王遗诏》《学习使人聪明》以及《赞镶干巴》《为了上好一堂课》等文章得到社会好评。
因为于光有海外关系的直系亲属，尤其是父母和兄妹在台湾，于是便成为历次政治运动的主要审查对象。1957年“整风”运动中，她与费少康、卢从义3人被枷上“反党小集团”的罪名。1959年，她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后被下放到自贡新华印刷厂劳动改造。“文革”初，人民日报社社长邓拓因“三家村”成为批判的“罪人”，当时自贡受极左思潮影响的某些负责人则把1958年邓拓视察自贡日报社一事作为重要线索，随即派工作组进驻报社，深挖所谓的自贡“三家村”，对于光和自贡日报社原社长费少康、编委邹武成、记者卢从义进行批判，并将邓拓勉励自贡报人亲笔书写的“党报渊源劳动音，联系群众本忠心。相期自贡诸同志，下放基层要更深”的条幅原件当众焚毁。新账老账一起算，戴在于光头上的“紧箍咒”可谓叠叠又重重。1979年，自贡市委下发正式文件为于光平反恢复名誉。重获新生的她在市委宣传部工作至1983年离休。《自贡日报社志》人物专栏中对她的新闻人生做出了肯定与公正的评介。
离休后，“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成为于光的座右铭。晚年的她似乎显得更加超脱和豁达，学书法、学摄影，担任自贡市关工委委员和精神文明建设巡视员，忙得不亦乐乎。她撰写了回忆录《我的经历》，发表在中共自贡市委机关刊物上。她关心教育，把国家每年增发给抗战离休老干部的生活补贴捐赠给“希望工程”。1996年12月，在有关部门的支持和帮助下，她在自贡三十四中学校设立“于光奖学金”，成为自贡新闻界以个人名义在边远农村学校设立奖学金的第一人。上世纪90年代初，市委为离休老干部改善住房，她和丈夫王诚均被列入分房对象，他们主动放弃，直到去世时，他们两个副地师级的新四军老干部仍蜗居在一套70平方米的老旧陋室。
值得庆幸的是，在她有生之年先后三赴香港和台湾与离别四十多年的母亲及同胞弟妹们团聚，以及为近百岁的母亲送终，了却了因忠孝不能两全的女儿报答养育之恩的心愿。1997年8月1日，她在成都与阔别半个世纪的胞弟茅承厚（美籍华人）重逢时，不幸溘然长逝，享年73岁。
她去世后，每逢清明，自贡三十四中学校的师生就会去她的墓前祭奠。2017年，在她逝世20周年的清明节，自贡市委原常委、宣传部部长邱德锋率原市委宣传部曾与她一起共事的同事及家属到她墓前献上洁白的百合花并鞠躬，以表达对她深切的怀念之情，在座谈会上追忆和畅谈他们曾经相处的时光和经历。2002年在编撰《于光自述》一书的过程中，费少康、卢从义、艾风等老报人不顾年老体弱，竭尽全力亲自作序、撰文、编排、题写书名等等，该书记录了一个真实的于光。
于光的人生轨迹，虽无惊人之举，但其宠辱不惊、奋斗不止的一生，无愧于曾经的一身戎装和佩戴在胸前的《新自贡报》徽章。（王桥）
编辑：吴山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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