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跃英
岳南撰写的《南渡北归》共三部,被《亚洲周刊》评为2011年全球华文十大好书之冠,称其为首部全景再现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大师群体命运剧烈变迁的史诗巨著。第一部《南渡》从“卢沟桥事变”开始写起,主要描写记录了清华、北大、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营造学社等大学和机构随着日本侵华的战火步步紧逼,被迫一路南迁的故事。一大批知识分子在艰苦的南迁岁月里始终不忘学业和研究,真正做到了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学习,他们的奋斗和抗争为新中国教育事业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最震撼我的是长江边上抢运战略物资这一悲壮的场面。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日军沿长江一线开始向西南腹地大举进攻,在这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保住抗战的有生力量就成了一项急迫的任务。此时,如何将滞留在长江岸边宜昌约9万吨战略物资尽快转移,成为摆在我国最大的航运企业民生公司面前的一大难题。按照当时民生公司的运力,需要一年的时间才能将这批物资运送完,但给他们的时间只有40天,必须赶在枯水季节来临之前结束转移。由卢作孚为指挥的民生公司制定出“分段运输,缩短航程,多运快运”为核心的运输方案。此后,在长江边军民开始了一场与时间的赛跑,轮船、木船和人力一起上,不分昼夜,圆满完成任务,书写了长江航运史上最壮阔的篇章。
我最感动的是梁氏一家遇到的“贵人”——中华民国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那时的林徽因和梁思成都迁到了宜宾李庄,他们两人因患严重的肺病卧床不起。那时的李庄缺医少药,再拖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得知这一消息,在重庆的傅斯年给时任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朱家骅写信,恳请施以援手。信中强调“二人皆今日难得之贤士,亦皆国际知名之中国学人。今日在此困难中,论其家世,论其个人,政府似皆宜有所体恤也……”经过傅斯年的努力,梁氏一家终于拿到了雪中送炭的一笔款,让人惊讶的是傅斯年与梁氏一家并无私交,傅斯年也不是当年北总布胡同3号“太太的客厅”里的常客或座上宾。正如作者所言:“傅、梁二人之交,如同一条直道的河流在苍茫大地上毫不喧嚣地汩汩流淌,此境也壮观,其情也绵绵,真可谓应了古人那句名言——君子之交淡如水。”
书中最让人揪心的是叙述“三百年来一大师”陈寅恪困居“孤岛”香港的遭遇,陈寅恪于1940年暑假再次返港本是等候赴英国牛津大学任教,这也是牛津大学创办三百余年来首次聘请中国学者为专职教授。正当陈寅恪为赴欧之行做准备时,突遇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同时日军大举进攻港岛,英国守军仅经18天抵抗便告崩溃,香港被日军占领。陈寅恪一家顿时陷入与外界音讯不通、缺资金、缺米粮的水深火热之中。这时的陈寅恪右眼已完全失明,夫人唐筼又患严重的心脏病,他们还有三个年幼的女儿。更为严重的是,当日军知道了陈寅恪的身份后,几次送大米面粉给陈家,陈寅恪宁愿一家老小吃红薯根红薯皮充饥也决不受日军的拉拢,表现了陈寅恪可贵的民族气节!在这一天比一天危险的当口,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冒死突围,“陈氏携全家老小于1942年5月5日夜,乘一艘运粮的小商船,在夜幕掩护下悄悄逃离了香港,并在抵达澳门时得以与接应者谋面。对方奉朱家骅之命送来由中央研究院和中英庚子基金会共同拨发的款项19000元,另有部分逃亡的川资。饥寒交迫的陈寅恪得到这笔款子,如得天助,遂携家踏上了逃往内地的历程”。
我读了《南渡北归》第一部的体会是,知识分子的命运从来都是跟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当日寇侵华,“华北之大,竟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时,学人们只能四处迁徙,在战火喘息时读书、科研;而在和平年代,学子们可以坐在明亮宽敞的教室,吸吮知识、畅谈理想。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和平岁月,记住前辈们求学的艰辛,为建设更加强大的祖国而努力,这也是本书作者想要告诉我们的吧。
编辑:马莉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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