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斌
李公权（1911—1992），富顺县赵化镇人。1949年，随国民党去台湾后，再没有踏上祖国大陆的土地，这也成了他晚年最为遗憾的事。
李公权早年就读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并获得法学学士学位，后入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学习，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毕业。在抗日战争最为艰难的时期，李公权作为四川省国民参政会视察员、川康建设期成会成员，对抗战大后方基层吏治的种种顽瘴痼疾作了大量的观察和思考，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建议，为川康两省的基层建设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李公权的一生，除了是一名鼎鼎大名的律师，还担任了《新中国日报》社务委员兼资料室主任等职务。李公权被人最多提及的一个经历，是1956年台湾所发生的桃园“八德乡灭门血案”，他作为犯罪嫌疑人的三位辩护律师之一，顶住社会压力，全力维护法律了的尊严。
从1949年离开祖国大陆，直到1982年5月，李公权与家乡亲人完全失去联系。随着祖国大陆对台政策的调整，李公权终于与远在四川的儿子李行可、李善襄取得联系。此时的李公权，虽已年高，但仍然精力充沛，还担任着台湾“中央立法委员”，中国青年党副主席，台北市四川同乡会理事长、富井同乡会会长。李公权在写给儿子李行可的信中，多次提及魂牵梦萦的富顺这片土地，怀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县城风韵，追忆赵化罗汉寺侧刘光第墓的庄严肃穆，还有西湖柳树、老王坡旧居天井那一株高大的黄桷兰树。
李公权跨越海峡的乡愁，得到了中共自贡市委、自贡市政协、民革自贡市委的高度重视。在相关部门的关怀和支持下，李公权留在大陆的两子一女均落实政策参加了工作，李公权原本破败不堪的祖坟，也于1985年被修葺一新。李行可为祖坟书一坟联“黄土重封游子慰；青山排闼听鹃声”。李公权感慨万端地回信写道：“从行可写的坟联里，我仿佛听到了杜鹃鸟的声声呼叫，拨动了游子的思乡之情。又杜鹃花有象征怀乡之意，‘听鹃声’，今后在我的书信中，你会听到怀乡的声音。”
1989年7月21日，由李公权等人发起成立的台北市川康渝同乡会天府川剧团，终于踏上祖国大陆的土地，到四川进行探亲演出等一系列文化交流活动，虽然李公权因故并未随团访问大陆，但足以表达他对海峡两岸文化艺术交流的热心和对祖国美好生活的衷心祝福。
晚年的李公权，住在台北花园新城，其宅第依山傍水，取名“山居”，由国民党元老、川人张群题额。此处江水山林，颇有几分李公权早年出生、成婚的富顺琵琶乡景象，深得其喜爱。不独如此，李公权还将赵化镇故居的对联重新书写，悬挂此宅，以表对故乡的眷恋。
再浓的乡愁，终是个人的情感，在祖国统一的大是大非问题上，李公权一直是旗帜鲜明的促统派重要力量。1985年，李公权出席《展望》杂志社举办的“中国之统一”座谈会，慷慨激昂地作了《中国统一不出历史法则》的主旨发言。1986年1月，一批在台知名学者和专家聚会，讨论“怎样解开海峡两岸之死结”，《人民日报·海外版》于同年3月12日报道了此次讨论，并引用李公权在会上对国民党当局日趋腐败没落论断的发言。1987年“立法院”第79会期，民进党大闹“立法院”，李公权慷慨陈词，他说：“我们国家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谁要台湾独立，就是全国的公敌。中华民族是一个大一统的民族，谁要分裂，就是民族的罪人。”
1989年，李公权在《川康渝同乡会年刊》上发表《爱国爱乡》一文，阐述爱国与爱乡是统一的，是应该“不发生抵触的问题”。强调近些年，一些人似乎只要乡，不要国，或者要把乡变成国，“台湾同胞可以爱乡而不爱国，无非少数别有用心分子在那里蛊惑罢了”，文章最后，李公权以台北市四川同乡会理事长身份发出号召：“我们还是要立足台湾，心存大陆，大家心连心，手牵手，爱乡又爱国，共同努力吧！”同年10月，李公权与112位“立法委员”联名质询台湾“行政院长”李焕，指出“少数人妄自主张‘台独’是分裂国土，使‘全民受害’，对台独的叛乱言行必须严厉制裁”（台湾《民主国家》第107期，1989年11月1日出版）。该质询文章洋洋洒洒数千言，民众为之拍案叫好。
1990年1月26日，李公权突患脑梗，住进台北“三军总医院”。经过长达919天的医治，最终还是未能挽回生命。1992年8月2日下午1时，李公权终于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步，留下《近痴随笔》和杂文集《静思杂记》两本著述。李公权丧事甫告结束，其夫人就急迫踏上回川省亲的旅程。李公权夫人在成都逗留期间，时任中共四川省委台湾工作办公室主任张兴定前往其住处看望并设宴招待，一再表示对李公权先生生前坚持一个中国、坚决反对“台独”的爱国立场的赞赏。
一个离家43年再未回来的白发游子，李公权的乡愁，有着深深的时代烙印。李公权期盼的祖国统一，一定会在不远的将来实现。
编辑：冉华阳
责任编辑：周馨钰
编审：喻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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