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星生
这一组3张照片出自重庆出版社《抗战记忆·台湾征集照片集》，照片上的统一说明是“自贡市举行欢迎陪都记者团宴会”，时间是1941年11月。
图1：自贡市各界欢迎陪都记者团宴会的会场。照片上有27个人，其中一人站立在主席位致辞，围坐的各位应该是记者团成员。那时，中国主要大报都迁到了陪都重庆，可以认为这个记者团的级别不低。宴会的地点不详，但不是酒楼（图2是另一侧，有“职员办公室”牌子；从图3锦旗内容看，宴会地点可能就在富荣盐场场商联合办事处驻地）。从餐桌上盛着茶水或是饮料的高脚杯、单碟小盘的菜肴及其公筷看，宴席可能还没有正式上菜。但自贡市政府成立后，“公宴席间禁酒减肴，亦渐脱盐区奢侈旧习”的风气显而易见。（《大公报》记者杨纪1940年记述，载百新书店1946年刊《战时西南》，第49页）桌面上摆放着插满鲜花的花瓶，是那个时代的盛装，足见主人的重视和真情。
图2：出席宴会来宾致辞。致辞人背后的黑板上写着“盐务分局核定三十年（1941年）八月份卤价场价”的内容：东盐崖卤、东黑卤、西黑卤、东火花、东炭巴、东炭花、西火花、西火巴、西炭巴、西炭花等及其价目。自贡井盐的卤水按其咸重，分为盐崖（岩）卤、黑卤和黄卤；煎出来的盐按其烧制燃料出产的品种，分为火花盐、火巴盐、炭花盐、炭巴盐四种。火，指天然气燃料；炭，指煤炭燃料。花，即沙粒状盐；巴，即石块状盐。东和西，分别指东场自流井盐区和西场贡井盐区。黑板上写的这些内容，包括了自贡盐场除黄卤以外的卤水和成盐的全部品种及其当时的官定价格。
图3：陪都记者团致赠纪念旗。中年男子正展开一面锦旗留影，他应该是接旗者。锦旗上依次排列着如下文字：
富荣盐场场商联合办事处留念生产救国陪都记者自贡市访问团赠中华民国卅年十一月十二日
这个来自战时首都且规格和规模都不小的记者团，是在什么背景下来到自贡的呢？
笔者从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在重庆唯一公开出版的机关报《新华日报》上找到了缘由，其报道内容如下：
自1938年春，政府为补救沿海盐区之失，令自贡盐场努力增产，曾施行官款补贴，销区保障，燃料统治，器材统购等措施，增产颇具成效。1940年6月宜沙沦陷后，运济湘楚之盐的长江运道梗塞，导致盐场成盐滞销而大量积压。虽然盐务当局采取了官收存储过剩食盐的补救措施，但由于资金不足，积欠场商盐款数达三千余万元，导致场商资金周转不灵，被迫缩小了生产规模。此时政府又停止了对场商的生产性补贴贷款，加之政府核价收购的迟延，更加剧了盐场产销不利的局面。这种局面，导致湘鄂赣地区军民严重淡食，前线士兵发出“愿得一碟盐，胜食山海珍”之呼吁，湖南甚至发生以米二十石易盐一石，到沦陷区进行交换之事情。
在上述背景下，自贡盐场特别推举多名代表到重庆，向政府当局请愿。并于1941年9月30日，在重庆召开记者招待会，向新闻界报告情况，呼吁政府救济，特以“国家应以充分力量设法运输与存储”向政府建议，以期取得救济以完成食盐增产之任务。同年11月11日，应自贡盐场代表之邀请，陪都新闻界组织的记者团从重庆出发前往自贡（见《新华日报》民国三十年十月一日、二十二日，十一月十日有关报道）。需要补充的是，在自贡盐场推举代表到重庆请愿前的两个月，即1941年7月和8月，自贡遭到了日军4次大规模的空袭，造成了人民生命财产和盐场生产设备的巨大损失。
“生产救国”纪念旗上落款的时间是民国三十年十一月十二日，当年《新华日报》报道:11月11日陪都记者访问团从重庆出发前往自贡。就是说这个记者访问团抵达自贡的第二天，就受到自贡方面的设宴迎接，并将事前准备好的纪念旗赠与东道主，这说明双方都作了精心准备。受旗单位是富荣盐场场商联合办事处（以下简称富荣场联处），这个机构系依据《四川省富荣引盐产运销暂行办法大纲》（1936年）组建的富荣场产总社和运销总社的基础上，在抗战时期改组而成。是富荣东西两场井、枧、灶、垣各商会和引岸运销商会联合业务组织机构。简言之，富荣盐场场商联合办事处是自贡盐场统一办理官商间、商商间的经济收支业务，及协助盐务官方推行盐务政令的盐业商业界联合体，代表了整个自贡盐业商界。（张毅甫《富荣盐场场商联合办事处和自流井场场商联合办事处》，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因此，战时首都新闻界记者自贡访问团，把“生产救国”纪念旗赠给富荣场联处，就是赠给的自贡盐业界。由此推演，《新华日报》报道的“自贡盐场特别推举多名代表到重庆，向政府当局请愿”应该是富荣场联处所为。
虽然，现在我们已经很难了解到当年记者团在自贡的采访活动及成果，但是，这些照片却让一段必须记住的历史回放得更加鲜活与丰满。
就在富荣场联处接受这面纪念旗的前4个月，或是自贡盐场代表赴渝举行记者招待会的前两个月，即民国三十年7月，富荣场联处发表了《富荣盐场增产与抗建》万言书。从其内容看，这份万言书就是自贡盐场代表赴渝召开记者招待会“报告滞销原因及呼吁经过”的全本。
《富荣盐场增产与抗建》分为概言、富荣盐场战前概况、抗战期中富荣增产之经过、宜沙沦陷后富荣之现状、富荣增产与抗建之关系、结论等六个部分，全面详实、简洁准确地记录了富荣盐场自1938年春奉命增产的背景及其效果、1940年夏宜沙沦陷后所面临的困境及其呼吁。其事件经由及事实，由23件附表数据支撑。本文摘其“概言”一节，可见这段历史之一斑：
抗战军兴，海盐阻运，湘鄂各省之民食军需，惟川盐是赖。川中盐场，富荣为最，其在战前，以销岸紧缩，恒为节产时期。际此非常，所资以为国用者，端在起覆井灶，增加生产。
民国二十七年春，增产令下，官商全部动员。三年以来，川康盐务管理局秉承层峰意旨，规划增产大计，其见诸实行者，有煤炭燃料之统制、五金器材之统购、运道之整理、盐工之督饬，建官灶以为核价标准，贷官款以为建设补助；并明定增产井灶战后有销区保障，战时得保本薄息；卤质淡者有补咸之津贴，卤量少者有少产之津贴……凡此种种，无非明示场商以可能与保障，俾其无所瞻顾而作有效之增产。于是场商闻命兴起，本自身之岗位，为抗建而努力。先后起覆旧井188眼，开凿新井43眼，建设炭灶2437口，发动工商数十余万名，加投资金6800余万元。夙夜忧勤，目无旁瞬，举凡粮食器材燃料之采购，人工牛只之征集，远至千里之外；其建井建灶之兴奋，与汲卤制盐之持续，尤无寝馈之或间。迄今起覆之井，已成功者122眼，增产之盐，每月达202474担，合并原产，共为485339担，按之计口授盐之例，可供4800余万人日食之需。揆以现行征税之率，年达11600余万元（场岸差价归公款年约数千万尚未计入）国库之所益，其所贡献于抗建者，良非浅尠！
自去夏宜沙沦陷，湘鄂阻运，虽犹有小河旱道之可通，但以力夫车辆之缺乏，运往之盐，不及前此十分之二，遂至场产每月过剩十余万担，盐务当局远瞩高瞻，以为过剩之盐，亟应由官收存储，已备国用，法至良美。殊以准备资金之不充，收存盐傤之有关，时仅数月，已欠巨额盐价；运岸备存盐傤，亦有出与运商竞售者，运商盐积，金融失灵，盐价亦不能按期交付，截止六月，官商积欠场商盐价，已达三千余万元，既捉襟以见肘，复无以而有加；更以各方人士，不悉制盐成本，随物价以加大，与小贩之管理难周，对盐价每多责难，于是官收存盐虽仅400余傤，（约合50余万担）亦已不得已而采用紧缩之办法矣，其法若何？（一）低核盐价；（二）限制岩盐淡卤补咸津贴；（三）不发黄卤补咸津贴，致淡卤井灶不敷成本，自动停歇；（四）终止建井贷款，致未成功之井，停止进行；（五）迟发盐价，致任何井灶，经济困难，生产濡滞，整个盐场，濒于崩溃！
嗟夫，是岂盐政当局之本心哉？亦惟是处境困难，迫而出此耳！夫以数十万之人力，数千万之财力，历三年有余之时期，所得增产之结果，行将仍归停废，一旦宜沙归复，前线军民，引领待食，安得复有如许之人力财力，与甚长之时期，从事增产，以资供亿？其在后防，直接盐民数十万，间接资以为生者数百万，归于乌有，纵愿为国牺牲，不请实践诺言，其如违反建国精神何？丧失国家威信何？他日再言增产，谁复起而响应？是则富荣盐产之增减，谓为与抗建直接有关之问题，孰曰不宜？际此绝续关头，勇敢提供事实，兼作“国家应以充分力量设法运输与存储”之建议，以就正与邦人君子，并献给我贤明政府。
生产救国是大胸怀。富荣盐场自太平天国战争川盐济楚起，“打消保守，转谋进取，不但战胜陕帮，并且改锉深井，扩充生产，规模且驾犍乐而上之”，（王余杞《我的故乡·官运局事件》载1939年4月27日《新运日报》）引盐场商们便形成了国家战略大宗商品生产经营者特有的思维逻辑。在川盐抗战增产极盛之时，因宜沙沦陷导致场盐积滞，金融枯窘，井灶濒于崩溃之际，富荣场商以湘鄂前线士兵“愿得一碟盐，胜食山海珍”淡食之忧，以直接间接依赖富荣盐场生存之后方数百万民众生计之危为底层逻辑，推出“吾人抗战，期于领土之全部恢复，倘继宜沙之胜利，一鼓而下之武汉，再战而下九江，在此海岸尚未彻底恢复之际，抗战前锋之军需民食，所赖于川盐之供应者，将随失地归复以增加，若于现在，不作未雨绸缪，临时张惶，无以供应，其影响抗战，何堪设想？”之道理，进而提出了“国家应以充分力量设法运输与存储”建议及其措施，把富荣盐场“生产救国”的作为与境界升华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1942年，川康盐务管理局以自贡外销减配之盐，分储沿江各岸仓，增加国防屯盐。（《自贡市盐业志》大事记）
1945年9月12日，国民政府电：“查战事结束后，湖北之宜沙、武汉，湖南之长沙、衡阳各地带相继收复，淮、粤沿海产盐，因运输困难，短期间难以大量内运，上述地区多有赖于川盐之供应，饬由川康盐务管理局将自贡场及沿江各据点存盐二百万担尽数下放疏销。”（《财政部函国民政府文官处转陈办理自贡市存盐迅运前方军民情形》载《国民政府时期的盐政史料》第135页）
富荣盐场即自贡盐场，民国三十一年12月国民政府财政部函令将富荣盐场名改为自贡盐场，以达市名与场名统一。
编辑：余凤
责任编辑：李钰华
编审：吴山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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