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林
历史是一个包蕴无穷的混沌的存在。一部几十万字，甚至几百万字的历史著作、文学作品，当然不可能穷尽历史的一切。因此，作家对历史的选择和描写，以及视角和立场，必然会带来“重塑”历史的效果。被称为“历史文学鬼才”的马伯庸，便是这样一位作家。他对历史的熟稔与现实关怀结合在一起，使得文笔能直击人的内心，写的是古人，却能经常让我们看到自己。
马伯庸成为作家之前，跟普通打工人一样，曾白天在外企打卡上班，业余时间疯狂写作。2015年，他辞掉工作全职写作，近十年来写了二十多部历史文学作品，而且大多数都拍成了电影或电视剧，如《长安十二时辰》《古董局中局》《三国机密》《风起陇西》《大医》《长安的荔枝》《显微镜下的大明》等。
在马伯庸众多作品中，《显微镜下的大明》是唯一一部非虚构著作。我之所以选择该书仔细阅读，主要是觉得他在写作中，既有历史学者的严谨，也有作家的妙笔生花。随着阅读的深入，让我看到无数个真实的细节里，展现出极其鲜活的明代人物，以及朴实的百姓诉求、狡黠的民间智慧、肮脏的胥吏手段、微妙的官场均衡之术。
过去，许多历史学家、作家，往往关注于庙堂之上的精英人物，喜欢用大格局、大视野看待国家兴亡，让我们经常看到的，都是那些帝王将相、王公大臣、名将谋士之间的庙堂之争。而马伯庸在《显微镜下的大明》中反其道行之，把眼光放到历史长河中的一个个小人物身上。他从明代的一系列罕见的民间档案文书里，挖掘出这些尘封已久的故事。
在明代官修的编年史书《明实录》里，即使是冷冰冰的一句话，也会被马伯庸充分利用。例如，马伯庸在资料整理中，将明代一位官吏涉案的一百多件官府文书、信札、布告、奏章等收集起来，经过他抽丝剥茧，引用到《显微镜下的大明》中，让我们看到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一点点清晰可辨的细节蜂拥而至。
大时代下的小人物，以及小人物的执着，最让我感动和心动。在书中的六篇非虚构内容中，马伯庸通过丰富的细节来呈现明代的基层政治，就像是一台显微镜，通过检验一滴血、一个细胞的变化，来判断整个人体的健康程度。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明白庙堂之上的种种抉择，才能明白历史大趋势传递到每一个神经末梢时的嬗变。一连串跌宕起伏的故事次第展开，密不透风，令人无法释卷。
以书中的第一个故事《学霸必须死——徽州丝绢案始末》为例。主人公帅嘉谟就是其中典型——六县闻名的讼棍，以计算为特长，又官职在身。在万历年间，帅嘉谟这个学霸只是因为做题的需要，偶然发现了一项不公正的税收。他提出异议，向上级打了报告。于是一场大戏拉开了序幕，民众、县官、州府、户部、首辅、皇帝等为了各自的利益开始博弈，各色人等粉墨登场。小人物、奇才、大事件，三者并拢，替蝼蚁之辈著书立传的情怀升起，从故事性上就让人欲罢不能。
《胥吏的盛宴——彭县小吏舞弊案》则更让人咋舌，这里的案值就是几钱、几两。在这个案子里，只要拥有微末的权力，胥吏就不会放弃逐利。而百姓却无处躲藏，只能被鱼肉，被盘剥。这是一种细致无声的冷和悲，也是因为这种蚁噬，导致了民不聊生和底层的崩溃，最终敲响了大明王朝的丧钟。
马伯庸所做的，就是还原一个个小人物行为言语，并从心理层面去透视他们的内在逻辑，从偶然中寻找必然的一点因素，从江湖里找见王朝深处的影子。这似乎提醒着人们，即使你只是大浪涛里最不起眼的小小水花，也有可能在不知道多少年后的岁月中成为他人口中有意思的人。
这不禁让我想起马伯庸创作的历史小说《长安的荔枝》。该书的主角李善德是一个数学极好、性格执着的小人物。大唐天宝十四年（755年），他接到一个任务，要在杨贵妃生日之前，从岭南运来新鲜荔枝。荔枝“一日色变，两日香变，三日味变”，而岭南距长安五千里，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可为了家人，他决心放手一搏。他说：“就算失败，我也想知道，自己倒在距离终点多远的地方。”
历史的种子往往深埋于过去之中，就像我们看一条河，当我们站在高处的时候，看的是一条河的走向，一条江的流逝。基于此，我觉得所谓历史的大，是由无数个小来构成的。文学需要宏大的叙事，但也需要像帅嘉谟、李善德这些小人物的细节，让我们体味贯穿古今的共性。
著名学者余秋雨曾说过：“再小的个子，也能给沙漠留下长长的身影；再小的人物，也能让历史吐出重重的叹息。”通过阅读《显微镜下的大明》，我深切地感悟到，历史的真正动力还在于小人物身上，一两个小人物可能无足轻重，但千千万万个小人物产生了同一种诉求、同一种希望，那么小人物的愿景就会汇成历史的潮流。
编辑：余凤
责任编辑：李钰华
编审：舒旭晖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