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昔日富荣盐场通向外界的大路上,几乎都设置有“验卡”,俗称“盐卡子”,有的地方还驻扎了税警队,这是查验私盐的关口。在这些老大路和老大路所经过的部分场镇上,前些年还可以从一些老人口中听到“盐挑子”的故事。“盐挑子”即“盐担子”,是盐场运销环节不可或缺的群体,他们是用肩挑盐,在盐场周边销售“票盐”的小贩或挑夫,史料上很难找到关于他们的记载。
在1940年7月13日的《新华日报》上,我读到了作者卢蕻的自贡盐场琐记《盐担子》一文,根据文章的描述,找出了两张相关的老照片:一张是孙明经1938年拍摄的“大坟堡盐垣”,大门前有“盐担子”;一张是注有“票盐过秤”字样的老照片,也是摄于抗战时期,作者程君勇。“盐垣”“票盐”和“盐担子”密切相关。
自春秋时管仲相齐,创官盐之策,盐专卖成为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之制。自宋元起,实始计口授盐。谁能做到按户分配呢?只有商人。根据盐法,商人纳税后获得一定的售盐额度,这种商人称之为签商,其销售的盐为官盐;签商再雇商承运,于是有了运商。由于产盐有定地,为避免运商之间无序争挤市场,酿成食淡之事,就不能不规定销地,于是有划地行盐之制。宋代行盐用钞,行茶用引,钞犹引也,故亦谓之钞引;元代专用引法,取消了盐钞及钞引名目,统称为盐引。盐法请引行盐,均有指定口岸,谓之引地或引岸;商人运售官盐之票证,谓之引票。
历史上划定自贡盐产地行引盐的销区,主要有黔边四岸中的仁岸、綦岸、永岸和扬子四岸中的鄂岸、湘岸,自贡盐场90%以上的盐,都是运到这些引岸的。在引岸制度下,盐场附近州县也划定了销区,其行销之盐谓之票盐。民国初年,四川划定行销票盐之地有73票岸,其中,划定富顺、荣县、威远、内江、资中、隆昌、荣昌、永川、璧山、泸县、宜宾、南溪12县为自贡票盐销区(资料来源:林振翰编《盐政辞典》《自贡市盐业志》)。这12县,就是自贡盐场小灶商和挑盐小贩“盐担子”的销盐市场。
照片上的“大坟堡盐垣”的具体位置,据这一带的老人说,在大安盐店街,就是现在大安街与红旗路交汇处靠燊海公园一侧。盐垣在自贡盐场,自同治元年肇始,那时富厂余盐(官收引盐后剩余之盐)多有漏私,特在富顺下五垱(邓关)设垣收余盐,就垣纳榷,称之为“垣厘”。后准许商人在自流井豆芽湾开设子店,就此设局抽收。但因自流井地区的井灶分布很广,常有小贩绕开垣厘走私,于是自流井上五垱在每垱设“余盐垣”,就垣抽厘,选择公正盐绅经管,并接受盐官稽查。这样一来,凡灶户煎有余盐,无论多寡,一律入垣行销,不准另设盐棚私买私卖。远道而来的“盐担子”,必须入垣明买纳厘领票。如此变通,小灶户不虑滞销,“盐担子”亦成正业。(《四川盐法志》)
清光绪三年(1877年),四川总督丁宝桢推行官运政策。认为,“从前设垣抽厘,谓之余盐,名实已不相符,而立法又复不善。如所议余盐悉归垣卖,不准灶户私售。其实,官并无如许之。本收买不过添设棚户,数百家灶户发卖与棚户,专卖与小贩。棚户既经赚利,盐垣又取行用,是徒剥削穷民”。由此改设票厘局,撤垣归灶,就灶抽厘。(《四川盐法志》)1911年,四川宣布独立,官运局结束。官运后期所造成的越岸侵销,私盐泛滥愈演愈烈。
民国三年(1914年),四川盐运使晏安澜,以川省盐法之未可行就场征税为由规复引岸,设立运盐公司。而票盐陆运均系肩挑背负之“盐担子”营业谋生,既不可集零为整,自不能招商承办。若任一团散沙,则灶户散处,各地道路分歧,灶贩沟通一气,私盐恐难禁杜。于是,自民国四年(1915年)六月在各场创设公垣。“公垣由各厂厂商组织,该厂盐官监督管理;公垣在本厂范围内或就公地或租民房专为收发盐斤之所,由公垣收买各灶盐斤存于垣内专卖商贩。商立公垣之设,原期以垣统灶,盐尽归垣,在公家既易收杜私之功,在灶商亦不愁无售盐之所。统筹兼顾,用意何尝不善,溯自民国四年六月开办以来,各厂垣商遵照定章公平交易者,固不乏人。而掯勒小灶拒不收盐者亦复难免。然尤以富荣两厂为甚,以致年来,灶商兴怨,控牍叠呈。不予设法调剂,行见小灶滞销,迫而私漏”。(《四川盐法志》)
民国八年(1919年)六月二十二日,为改革商立公垣“国税民食两有所妨”之弊,富荣盐场8个区同时设立官垣。官垣准由各小灶之不满意于商垣者(即商立之公垣)分组团体,于官垣内存售盐斤,由官监督。其进出盐斤取缔之法,与商垣无异,惟所得盐价,由该团体自行经理,公家不予干涉。(《四川盐法志》)简言之,官垣与商办公垣的根本区别是:商办公垣收买各灶盐斤存于垣内专卖商贩,官垣是小灶户于官垣内存售盐斤直接销售。
垣厘、票厘局、公垣、官垣、盐垣,都是为了杜绝私卖,管理票盐入垣、批发收税,都由盐官介入其中。盐垣作为办公处,在富荣盐场,东场设五个处,西场设一个处。照片上的大坟堡盐垣就是其中之一。盐垣作为盐市,两头设有栅栏,既能杜绝商贩在垣外与灶户直接交易造成漏税,又为以肩挑背负贩盐谋生的“盐担子”营造了一个“批发零售市场”,昔日盐店街、盐店巷即为盐市的一部分。笔者最近专程去了一趟凉高山盐店巷,巷口东头有一幢大安区文管所挂牌的不可移动文物点“凉高山盐垣办公房”,前面有一小块开阔地。从狭窄的巷口进去,是一条50米左右的小巷,巷子两边串夹壁老房子屋基,相隔也就两米。住在盐店巷里的一位小姐姐告诉我,他们上一辈搬来的时候,这里都是用来放盐的。从一些史料和老地图上看,凉高山设有称放收税办事处和税警队,从这里称放的是票盐。
卢蕻的自贡盐场琐记《盐担子》,生动地记下了80多年前,以贩票盐为业的“盐担子”的生存状态。本文保留历史年代感,将主要段落(连同标点符号)照录于下:
远距离的挑夫,多半是来自盐场附近的乡镇里,不过他们是不能不较本地的挑夫们多一点购盐的资本;普通他们得用三元左右的盐价(疑为三元多一斤。笔者注),和两倍多的盐税,即可采购到一担(一百斤)。在肩运到附近的城镇贩卖,约略可以获得五六元的余利。担运的距离普通是五十至二百里的光景,因此获利的多少也会视途程的远近来决定。在路上,他们总是携带着洋铁皮的小锅,和小捆的柴枝;当中午或黄昏的时候,他们会利用几块砖石,作成小灶,烧制那填肚子的饭食,那篾包里的盐粒,也就成为他们唯一的佐餐品了;晚霞映照的原野里,升起了这娟娟的炊烟,令人梦幻般怀念起那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
此外,在时间上,我还可以把他们分作临时和永久的两种;通常的盐工是成年的工作者,这也是挑盐里面的最多数;另外在农暇时庄稼汉们也会带上一条扁担,或预备一点购盐的本钱,企图获取一点余利,但这仅是一定时间里的一小部分。
关于盐担子们数目,因了地域的辽阔,和社会对他们的漠视,始终还是没有正确的统计,可是据一般的推测总是在三千人的左右是倚靠这样生活着。当然在附近城镇盐价高涨的时候,也会吸引其他的苦力们;可是盐的限制,就造成了“粥少僧多”的现象。同时,士绅们当然也不会无视这赚钱的机会了,他们深知道这批穷光蛋的挑夫们,很多是不会有着购盐的资本,他们便用很低廉的价格,购买了他们的劳动力,成批地运到其他城镇。
去年,附近城镇的盐价高涨时,每一担盐巴可以获得二十元的余利;因此在盐垣的四周往往密集了近千个挑夫,在扰攘着,但盐垣的销售虽是有限的一二百挑;当然谁也不愿意让自己的希望落空,争吵,打架当然这也就成为争取的手段了。为了维持秩序税收机关是实行了发票限盐的方法;在早晨负责人发散了盐票,然后再持票购取盐巴。但是,在事前即缺乏了买价的登记,挑夫们当然也就只好依凭着自己的命运了;同时在士绅们的关照下,盐票往往不会落在这些苦力们的手上,发票员的散发盐票是随着自身的喜乐与爱憎,因此挑夫们除了盐本和征税外,不能不忍痛的掏出腰包,惶恐的作为敬献了。假如你忽视了这应走的门路时,将会老呆在脏差点栈房里(注:四川最下等之栈房,与北方之鸡毛店同),心痛的吞食着老本,直到腰包里的钞票已经不够盐本时,他们只得打起篾包,含着泪回到家里。
他们的中间是贯申了一种共同的性格,因了生活的艰苦造成他们对精神的沉溺;在黄昏你可以看到街头的小酒馆里挑夫们在喝着单碗(喝酒),他们往往喝茶般地吞食着烈酒;这时他们成天阴郁的脸腮上,也会刻画上一丝安详的笑意,虽然说不定他已经花掉了购盐的本钱,或者家里已经没有了第二天食餐的。回家也会借酒性敲打着老婆和孩子,可是醒酒后却又更加深了心灵的痛苦。
由于职业的流动性,和传统的散漫,他们始终是毫无关联的生活着;对于文化和教育根本就和他们绝了缘;当然他们也不会存在着这梦幻般的期翼;他们始终这样蒙昧的生活着,直到沉默的死去,可是为了祖国的生存,他们始终是煎熬的流着汗,在后方为人们的生活中增加着盐味。我们别瞧不上他们的无知和愚蠢,以为多一分文明就可以多装点上一分骄傲,别忘了对他们的教育究竟是谁的责任。
当抗战的烽火燃烧到这产盐的国度时,生活重压下的挑夫们,已经望着一种新的希望!去年志愿兵登记簿上职业栏里,也有的注明了挑盐者的字样;我相信有一天,这一群在生活压抑下的“卑贱”者,将会伸直了腰杆。我期待着……
读了《盐担子》,再看那个站在大坟堡盐垣大门前,“除了在冬天,他们多半裸露着上身”,正在抹眼泪的“盐担子”的定格,更是直击人心!《盐担子》这篇自贡盐场琐记,把这个早已消失了的群体留在了历史里,这是自贡历史上不可或缺的一个群体,他们与盐店街、盐店巷这些蕴藏着丰富文化内涵的老地名紧密相连,与曾经吃自贡盐场票盐的周边12县相连。透过80多年前发表《盐担子》的《新华日报》(中国共产党第一张在全国公开发行的报纸),我们还能感悟到:在全民抗战烽火硝烟中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视角与情怀。(陈星生)
编辑:李钰华
责任编辑:余凤
编审:喻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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