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银行频频成为热门话题的主角。5月15日，媒体报道“62岁病重老人被要求亲自取钱，在银行办业务时去世”，涉事银行承认了这起死亡事件，警方也发声介入调查。
而就在此前不久，另一个新闻，“为证明我爸是我爸，我将奶奶告上法庭”，一样与银行有关。为了提取、继承父亲生前银行账户内的十多万元存款，北京的张女士经历了证明“我爸是我爸”的种种波折。她耗时一个多月都无法解决，最终只好通过起诉自己相依为命的奶奶，请求法院出具调解书的方式，才获得了父亲的遗产。此事一经曝出，迅速引发全网热议。
如果说，“病重老人取款意外去世”事件还有一些疑问有待厘清、一些细节有待确认的话，那么“证明我爸是我爸”一事，事实就非常清楚了。剖析好类似标志性事件，对于更好地理解大众对银行的现实情绪，不无意义。
乍看上去，“证明我爸是我爸”，这似乎又是“证明我是我”的翻版重演，类似的戏剧性案例，此前一再成为网络热点。客观地讲，一些银行出于确保资金安全、规避自身风险的考虑，对于已故亲属账户取款业务，做出一系列限制，比如说要求出具特定“证明材料”，这本身并无不妥。但很现实的问题在于，其中的某些规则细节，是不是必要？有没有优化空间？
在现有的规则体系下，对于那些情形简单的已故人银行账户取款申请，银行基本已能高效处理。比如说，登记在同一户口本上的，亲子关系确定的，继承资格明晰的，相关亲属去提取存款，虽然也要交一堆材料，但整体并不是很麻烦。与之相较，真正棘手的，是亲子关系无法直接通过户口本核验的，以及遗产存在多个法定继承人的。最近引发热议的这起个案，恰是属于这类——张女士和奶奶都属法定继承人，在没有交割清楚之前，银行很难响应其中一方的取款申请。
较为复杂的遗产继承类账户提取业务，其实天然伴随着另一种风险，那就是“争产”风波。由此，部分银行表现出了极大的审慎，宁可牺牲“客户便利性”，也要极力避免自己卷入涉讼纠纷。
而需要厘清的是，所谓“审慎”，也可以分为“积极的审慎”和“消极的审慎”。面对难题时，银行除了要求客户要做什么，也应该思考自己能做什么。只是很遗憾，如今一些银行，确乎是“求稳有余，能动不足”，其更擅长的是责任转移、明哲保身，而非多想办法、优化流程。
相较于客户个体，银行显然拥有更多的资源，善用这种资源，去核实“亲子关系”之类的客观信息，并不是多难办的事情。至于说存在“多个法定继承人”的情形，银行方面其实也可以通过定制、整合公证服务，提供格式协议，一站式让多个当事人按照意思自治原则书面确认等方式，降低证明材料获取难度、提升账户提取的操作便捷度。凡此种种，并不需要太多额外的成本，只是需要服务意识与统筹安排。
已故亲属账户取款，就算波折些，到最后基本是能取出来的。某些案例中，相关银行也并非有意刁难，只是更习惯把麻烦留给客户罢了。而这，无疑是需要改变，也是可以改变的。
如今，在政务服务领域，“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已然成为惯例。银行作为市场化程度极高的主流金融服务机构，更该尽可能地内部挖潜、倒逼进化，以业务流程的优化真正兑现客户优先的价值承诺。诸如“特殊情况上门服务”“一站式主动核验信息”等等服务，不仅要有，更要做好、做到位。
撰文/ 蒋璟璟
编辑：余凤
责任编辑：陈翠
编审：张宏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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