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中国抗日战争进入全面相持阶段，侵华日军把注意力更多集中于占领区经济掠夺和消灭敌后武装。同时，欧洲战场上德国占领法国、英国退守本土，日军加速了南进攻占东南亚的战略布局。
国际、国内抗战形势变化，一定程度缓解了自贡井盐连续增产的压力。井盐年产量从1937年163944吨、1938年228420吨、1940年251799吨，1941年升至263220吨，直到1942年下降为237807吨。四年间井盐的增产逐年放缓直至回落，为盐管局系统谋划、破解自贡盐场“燃煤困局”，赢得了时间和空间。此外，当时全面抗战已进行四年，国民政府已没有了抗战之初的慌乱、无措，各种战时制度运行更加顺畅，大量内迁人员、技术以及设备，为解决自贡盐场“燃煤困局”，创造了更多外部条件。
面对来自各方的质询、指责和煤炭大量积压的现实，盐管局意识到解决自贡盐场燃煤供应问题，必须抓住有利时机，直面问题，化解“燃煤之积”；必须抢在井盐需求恢复之前，摸清家底，提前谋划，寻求“破局”之策。
（一）化解“燃煤之积”的临时举措：平运销、消积压
据1942年编印《川康盐务管理局富荣盐器材燃料统制概况》，对1940年末燃煤情形描述，“……威荣两县已渐敷供给且存煤甚巨，不致再感到缺乏。供求既已相应，价格亦不虞有操纵之患，本会原定鼓励增产之目的已达。如再继续进行、恐反受产浮于销之累……”。不难看出，盐管局已着手进行燃煤改革。
1942年，《富荣盐场盐业器材燃料统制概况》李仁波（自贡市档案馆藏）
为化解“燃煤之积”，盐管局从调整“威煤购入办法”入手，控制官煤数量、避免形成新的积压。1941年1月，盐管局变更“统购”策略，注重燃煤产、运、销之间的平衡，采取“以销配运、以运配购”办法，压减官煤库存增长。
同年3月，盐管局施行《威煤改购现煤办法》，下令停止预煤交易，改由官方在栈（煤炭堆放点）购买现煤。官方所购现煤不足部分，由灶商按需直接购买。官方根据运输能力、采购资金、井灶商需求，留足煤炭购运量的伸缩调控空间。
同年4月，盐管局再次调整运作模式。即，实行按月递减官方购威煤数额，当月限购买五万包煤，以后逐月按一万包递减，分步减少官煤购买量，以此增加商人自行购煤占比。
直至当年9月，盐管局决定停止官方统购，最终实行“统制不统购”的办法。即，准许灶商与曹（煤）商直接交易。盐管局则通过控制煤炭价格、购买数量和水陆运输数量，达到对威煤运井的管制与监督。
在此过程中，盐管局吸取过往政策激进的教训，按照“积极稳妥、更为理性”的策略，采取了设置过渡期的方法、逐月增加商人购煤占比、消减官煤数量，成功避免了市场震荡。
与此同时，对于已经存在的库存官煤，（据统计，1941年5月库存官煤高达718208包）。盐管局摒弃了过去“注重盐业利益”的执念，本着“妥善处理、兼顾各方”的原则，制定了较为周详、稳妥的政策、举措，以此维护“以盐抗战、增产赶运”局面。
——对于从业煤商，主要是减轻其资金负担和周转压力，帮助维持其正常经营。规定官方、盐商今后交易必须实行现金交易，按时偿清欠款。对于以往欠款，承诺向煤商加息还款。
——对于存量官煤，主要是防范自燃、风化、被盗等风险，并采取措施尽快处置消化。除实行退定预煤，加息退款的办法减少增量外，要求将存煤分散运至各栈（煤炭堆放点），官方、盐商购运现煤，必须搭配预煤。
盐业燃料材料统制委员会关于奉财政部指令拟于统购结束后实施加息退款办法致曾仰丰的呈文（自贡市档案馆藏）
——对于煤炭评价，主要是保障各方利益、维护评价公正，故采取多方参与评价方式。在评价和结算过程中，如遇到煤质劣化或价格较大波动等必要情形，由官方承担部分损失。
这些临时措施的相继推出，缓解盐管局与煤商之间矛盾，维持了自贡盐场“增产赶运”大局的稳定。
（二）破解“燃煤困局”的前期谋划：清家底、明方向
此时，盐管局也清醒认识到，临时市场调节措施无法真正破解“燃煤困局”。倘若井盐需求一旦恢复，燃煤又将面临“供不应求”之局面，此时实行的若干措施，将会再次受到各方指责和各种诟病。为此，必须在各方建议中找到“破局”的应对之策。
其实，早在自贡盐场“增产赶运”之前，盐管局的前身——四川盐运使署，为筹建自贡盐业电力厂，就对威远煤炭产业现状及未来发展进行过全面调查。1937年2月，四川盐运使署（后与川南盐务稽核分所合并为四川盐务管理局，进而更名为川康盐务管理局）呈请重庆行营转商资源委员会，专门遴派了两位重庆大学地质系专家前往威远调查煤业情况。同年9月，两位专家完成调查形成了《威远煤业调查报告书》，对威远煤业采矿、陆运、水运三部分情况，进行了详细论述并得出三项重要结论：“1.威远现已开采之煤矿，煤层过薄而转运艰难……不值新式设备大规模开采。闻黄荆沟一处煤层较厚，惟转运途程较现时开采者尤远。（黄荆沟煤矿）昔经试采，以山水（坑道积水）较多因而停顿，该处或稍有研究之价值……2.陆运：由各矿至铺子湾现时运价，虽形高昂，但亦非建筑公路或高线铁路可能减轻运费。3.水运：由铺子湾至高硐普通运费并不甚昂，刻应筹计者：在如何使水运不致有时间断，及如何筹划高硐常存大量煤斤……威远河水堰关系炭运甚巨而整理费用多，似应对于设堰方法慎加研究……高硐方面尤应筹设煤栈，或由盐务局管理或委托电力厂代办，以免奸商随时操纵居奇，至影响自流井盐业……”。然而，若要将这份调查报告的结论付诸实施，牵动工程量过于巨大，加之当时煤炭需求并不急迫，因此并未引起盐管局的重视。后“增产赶运”开始，盐管局在初期制定威煤产、运策略时，希望通过统制手段来保障煤炭供应，也未以这份报告作为决策依据。
1937年8月4日，自贡盐业电力厂关于请求协助调查煤矿致威远县政府的公函（自贡市档案馆藏）
1940年时任盐务总局总视察处视察的李仁波，为谋求威煤改革的过渡办法，再次对威煤产业开展调研，并撰写出《整顿威煤第一次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就破解“燃煤困局”提出“……应偏重于‘运’的方面，照威煤统购处历月支付之数字考查，用于‘产’者占三分之一，而用于‘运’者则占三分之二，同时产浮于运，应使运输通畅运费合宜……”。李仁波的《报告》揭示了一个重要结论：自贡盐场“燃煤困局”症结，并非“预煤交易办法”，而是威远煤炭产能不稳定，难以调控应对市场波动；威远煤炭运输困难、运力不足、运费高昂。
保障自贡盐场燃料供应的威远煤炭，短时间出现“燃煤之急”、“燃煤之积”两种的“困局”后，盐管局在自我反思总结过程中，认识到重庆大学地质专家和李仁波的调查报告的重要性，其中的意见建议，得到了盐管局高层的认同和肯定。盐管局在采取临时措施、化解燃煤积压之时，已开始布局筹划，寻求化解自贡盐场“燃煤困局”的根本路径。
（未完待续）
编辑：刘汶林
责任编辑：王斯璇
编审：韩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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