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歌集尺寸为12.5×17厘米，正文共72页。历经岁月，纸张虽已泛黄，但除两页残缺外，整体保存较为完好。加装的牛皮纸封套为书册提供了有效保护。封面采用一幅版画，生动刻画了炮火硝烟中，中国士兵高举武器、引吭高歌的群像，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全面抗战背景下中国人民不屈的斗志，以及音乐作为抗战宣传武器的强大感召力。
歌集封底版权页信息清晰：选编者孟晋，经售商为武昌路蛇山书店，代售处为各大书局，定价壹角，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正式出版。
目录页前的“代序”言简意赅，点明了出版宗旨：“希望这歌集在开展救亡歌咏上，生点小小的力量。” 歌集内“预告”显示，此为系列丛书第一部，后续计划出版第二部《战士的及农工的救亡歌曲》与第三部《妇女的及小朋友的救亡歌曲》。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正文中两页醒目地印有抗战口号，烙印着鲜明的时代印记：第1页印着“还想和敌人妥协的，就是民族的罪人，出卖民族灵魂的汉奸”；第5页则是“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这些观点鲜明的口号，充分展示了抗敌歌咏运动的目的和动员民众、鼓舞抗战士气的初衷，更是针对淞沪会战后，国民党内部“主和派”发出的雷霆般的战斗檄文。
《民族救亡歌声》的诞生，是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直接产物。这场以歌声为武器，呼吁民众觉醒为目的的群众性爱国运动，肇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贯穿抗战时期，其发展脉络清晰可辨：
第一阶段：萌芽阶段（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5年一二·九运动前）
1930年3月，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在上海成立。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亡日亟。大批音乐家发现歌曲通俗易懂，易于传唱，是可以迅速凝聚民众思想的艺术形式，于是在“左联”的组织推动下，他们深入社会各层面，开展抗敌歌曲创作。在上海诞生了“民众歌咏会”“业余合唱团”等早期组织，虽尚未形成全国规模，却为运动奠定了基础。此阶段歌曲多控诉东北沦陷之痛，唤醒民族意识，代表作包括黄自《抗敌歌》（首部抗日合唱曲）、聂耳《义勇军进行曲》。
第二阶段：兴起阶段（1935年一二·九运动至1937年七七事变前）
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北平学生们高唱抗日歌曲游行，全国各地也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游行响应声援，运动中人们都以歌唱抗日救亡歌曲来鼓舞斗志，歌咏运动从而由知识界向社会扩展。救亡歌咏团体也如雨后春笋般遍及各地，以上海为例，仅据《立报》记载，1935年底至1937年间成立的团体就近百个，活动形式多样；吕骥、冼星海等音乐家主导在上海成立“歌曲作者协会”“歌曲研究会”，推动救亡歌曲系统创作。这些都标志着运动不断向纵深发展。此阶段代表歌曲包括冼星海《救国军歌》、麦新《大刀进行曲》。
第三阶段：高潮阶段（1937年七七事变至1945年抗战胜利）
全面抗战爆发后，冼星海、光未然等大批音乐家汇聚武汉。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此成立，武汉跃升为全国文化抗战中心及歌咏运动核心阵地。1938年1月，“中华全国歌咏协会”在汉成立，标志着运动达到高潮。自贡市抗敌歌咏话剧团也随之于1938年4月成立。无数歌咏队奔赴前线、深入农村、远及海外侨社，歌声成为鼓舞士气的精神号角。武汉、重庆等城市大规模群众歌咏活动此起彼伏，如“抗战扩大宣传周”及“七七抗战周年纪念”歌咏游行、“抗战献金音乐大会”“七七儿童歌咏大会”“抗战歌曲播送会”“九一八纪念音乐会”等。此阶段歌曲题材空前广泛，控诉日军暴行、歌颂抗战英雄、呼吁民族团结等，代表歌曲有贺绿汀《游击队歌》、冼星海《黄河大合唱》《在太行山上》。
本歌集出版于1937年11月底，此时八一三淞沪会战、太原保卫战结束，上海、太原相继沦陷，华北、华东大片地区沦入敌手，中国军民面临巨大苦难，民族危机加深。尽管如此，中国人民抗战决心却更加坚定，持久战的思想逐渐被更多人接受，各界纷纷以不同方式支持抗战，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也由此进入高潮阶段。《民族救亡歌声》诞生于彼时抗战文化中心武汉，为普及抗日救亡歌曲及开展抗日救亡歌咏运动提供了有力支持。
歌集共收录69首歌曲，囊括了当时传播最为广泛和较新的抗战救亡歌曲，体裁多样，覆盖社会各阶层：
进行曲：如《青年进行曲》《民族解放进行曲》《抗战进行曲》等，节奏铿锵，催人奋进。
救国歌曲：如《救中国》《救亡之歌》《奋起救国》等，直抒救国情怀。
从军动员歌曲：如《前进，同学》《到前线去》《中华男儿》，激励青年保家卫国。
纪念歌曲：如《五月的鲜花》《八一三纪念歌》，缅怀历史，凝聚力量。
团结民众歌曲：如《怒吼吧，中国》《民众救国歌》《大家一条心》，号召全民同心抗敌。
其中，《毕业歌》《五月的鲜花》《松花江上》等旋律穿越时空，传唱至今；而《抗敌进行曲》（即《义勇军进行曲》）更成为我们不朽的国歌。
本书编者署名为“孟晋”，经笔者反复查证，推测真实姓名极有可能为“孟波”。孟波（1916-2015），中国现当代作曲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原名孟绶曾，生于江苏常州。民国时积极投身左翼音乐运动和抗日救亡歌咏运动。1936-1937年，孟波受各社会团体委托，与麦新合编《大众歌声》三集，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抗日歌曲集，是抗战大后方歌咏活动的重要载体。1940年春，孟波加入新四军，担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抗敌剧团团长。1942年赴延安，在鲁艺音乐系任教，曾指挥《黄河大合唱》。解放后，孟波担任中国音协第一届秘书长、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等职，促成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诞生。
尽管《民族救亡歌声》的出版发行商等详细信息已湮没于历史，但这部歌集能够流传至地处抗战大后方的西南腹地自贡，足见其发行之广、影响之深。八十八载光阴荏苒，愈显弥足珍贵。它不仅仅是中国近代音乐史上不可或缺的篇章，更是中华民族万众一心、共御外侮的永恒见证。谨向抗日战争中那些以音符为枪的伟大音乐家，以及不屈不挠的中国人民，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文中图片除有标注的外，其余均藏于自贡市档案馆）
编辑：王斯璇
责任编辑：冉华阳
编审：吴山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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