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四川、天津等地外卖骑手因健康证办理问题陷入“无证不能接单”的困境，暴露出新就业形态下劳动者权益保障与公共服务供给的系统性矛盾。这一争议的背后，既涉及政策制定的模糊性，也关乎平台规则与公共服务之间的协同问题，更折射出传统治理模式与新就业形态之间的碰撞。
我国《食品安全法》规定，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人员需持健康证，但“外卖骑手是否属于此类”未明确。地方政策呈现显著差异：广东、上海等地要求持证，四川、陕西等地则明确无需办理。这种分歧源于对“直接接触食品”的认定标准不一，导致政策在基层执行时缺乏统一性。
政策模糊性在执行层面被进一步放大。天津部分医疗机构暂停健康证办理，成都多家医院拒绝骑手体检，但平台仍要求上传健康证。这种“无证可办”与“无证不能接单”的双重困境，使骑手成为制度缝隙中的“夹心层”。他们不仅要承受经济成本——众包骑手办证需花费半天时间与上百元费用，还需面对时间成本的压力，进一步加剧了本就不稳定群体的生存困境。
政策执行偏差的背后，是平台规则与公共服务之间的失衡。外卖平台要求骑手14天内上传健康证，却未充分考虑地方政策差异，本质是将风险管控成本转嫁给骑手。这种“一刀切”的要求，忽视了不同地区政策环境的差异性，导致骑手在合规过程中面临额外负担。
与此同时，公共服务的供给不足加剧了矛盾。当医疗机构因整改、政策调整暂停服务时，骑手办证需求缺乏替代渠道。部分地区虽要求畅通服务，但执行中仍存在拒绝骑手体检的情况，反映出公共服务在应对新就业形态时的滞后性。政策与执行的脱节、平台与服务的断层，共同将骑手推向了权益保障的边缘。政府需建立灵活的应急机制，避免因局部调整导致系统性瘫痪，同时推动平台与公共服务之间的数据互通，形成协同治理的合力。
在此情况下，四川的实践提供了新思路：取消强制办证，转而强化平台对配送过程的监管，如要求骑手定期清洗配送箱、确保取餐密封性等。这种转变并非降低标准，而是将管理重心从“前端审核”后移至“配送环节”，通过更精细的过程控制保障食品安全。例如，通过物联网设备实时监控配送箱温度、密封状态等数据，既能降低骑手办证负担，又能提升监管效率，实现“减负”与“提质”的双赢。
外卖骑手健康证争议，本质是传统治理模式与新就业形态的碰撞。唯有重构规则、填补服务缝隙、以技术赋能监管，才能让骑手不再为“一纸证件”奔波，让食品安全真正“看得见、管得住”。这不仅是保障骑手权益的必然选择，更是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的关键一步。（杨梦婧）
编辑：金艳
责任编辑：余凤
编审：喻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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