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龙观，巍然耸立于都江堰离堆之上。这里最早并不叫“伏龙观”，而是为纪念西晋贤士范长生所建的“范贤馆”。直到北宋初年，当地百姓深深感念李冰治水的伟大功绩，扩建殿宇，并因袭“李冰降伏岷江孽龙，锁于离堆下伏龙潭”的动人传说，将这里更名为“伏龙观”。
岁月流转，传说沉淀为历史，而历史的余韵，正藏于观内那一副副静默的楹联碑刻之间——晚清名臣骆秉章亲题的一联，便悬于伏龙观后殿之中。
清咸丰十年（1860年）六月，骆秉章奉命入川督办军务，同年八月被清廷任命为四川总督。不久后，他来到都江堰。举目远眺，岷江之水从大山深处奔腾而来，狂放不羁，但经李冰两千多年前修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调服之后，江水转而温顺，静静滋养着川西万顷良田。
年近古稀的骆秉章肃然伫立于伏龙观前。凭栏俯视，宝瓶口惊涛拍岸。睹物思人，他的心潮亦如眼前的江水一般澎湃起伏。
浪花淘尽英雄。两千多年来，在四川任封疆大吏者多如繁星，然能如李冰一般功在千秋、利泽百世者，实属寥若晨星。念及于此，这位四川总督不禁感慨万千，遂命人取来纸笔，题写下这副赞誉李冰的楹联。
“朔经画于秦时，沟渠初放，阡陌初开，贤太守始立规模，遂以启后世文廉之绩；兴利济于蜀郡，井野分疆，离堆凿石，都人士馨香俎豆，直可追先朝丛望之祠。”
他将李冰视为执政之楷模，立志以功业留名青史。然而生逢乱世，骆秉章虽怀匡扶社稷之雄心，却未能真正领悟李冰精神的真谛，反而镇压农民起义。他渴望流芳百世的梦想，也随之湮没于历史的洪流之中。
骆秉章的另一面，是以清正廉洁著称。虽权倾一时，却始终两袖清风、克己奉公。
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骆秉章奉旨以查库御史身份稽查户部银库。库官告知，按当时例规，每收捐银一百两可加收四两，其中二两由库丁均分，另二两归库官及查库御史作“酬劳”。若任查库御史一年，额外收入可达两万金。面对如此“惯例”，骆秉章毫不动心，正色道：“我已领朝廷俸禄，此等分外之财，分厘不敢接受！”他还严令随从：在库内办事，不得索取分文。对这类积弊陋习，骆秉章虽难以一一根除，但只要他在场，必定严格把关，即便是熟人也绝不徇情。
然而，腐败之风并未因他一人清正而扭转。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户部银库竟发现亏空高达九百万两。骆秉章因“失察”之罪受到牵连，被革职并罚赔一万八千二百两。这笔巨款对他这样清廉的官员而言实属沉重，最终在亲家、门生、同乡等众人资助下才悉数缴清。事后，经户部奏明骆秉章一贯廉洁操守，他重新赢得道光帝信任，先后出任湖北按察使、贵州与云南布政使，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骆秉章被任命为湖南巡抚。
骆秉章不仅自身为官清廉、洁身自好，对其他官员的腐败行为也绝不姑息。在担任四川总督期间，四川布政使祥奎“贿赂公行，声名狼藉”，中军副将张定川更是“督署内外，遍植私人”。两人均被骆秉章上奏弹劾，最终革职查办。
作为封疆大吏、湘军统帅，骆秉章为官领军数十载，始终廉洁奉公，其清贫程度甚至令人难以想象。清同治六年（1867年）年底，骆秉章病逝于四川总督任上。成都将军完颜崇实询问其侄治丧事宜，其侄搬出骆秉章全部家当，不过五六箱箧。箱中除官服外，其余皆是旧衣，部分甚至以粗布缝制。仅余白银八百两，每封都盖有藩司印鉴，证明确为俸银。
完颜崇实深受感动，最终奏请朝廷赏银五千两用以治丧，其侄才得以扶柩还乡。如此清贫，在晚清政坛实属罕见——左宗棠尚遗白银二万五千两，李鸿章遗产更高达白银四千万两，而骆秉章仅存八百两。其清廉之节，也正是他深受时人敬重的重要原因。
回望悬挂于伏龙观的那副楹联，恰似他一生写照——李冰“朔经画于秦时”的治水功业、“兴利济于蜀郡”的惠民精神，正是骆秉章毕生追求却终未臻至的境界：他虽以水利般的严谨肃贪反腐，却终究未能如李冰根治水患那样，彻底整治体制的积弊。
撰文/陈继明
编辑：余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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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审：张宏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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