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贡，作为抗战后方食盐生产基地与新设立的省级直辖市，当时已拥有私立蜀光、旭川、剑南等多所中学，加上由川康盐务局资助、内迁至威远的国立东北中山中学，受过中等教育的知识青年储备充足。另一方面，抗战期间，日军飞机九次飞抵自贡上空、七次大规模轰炸，给市民带来巨大伤害，更加激发了广大青年对侵略者的仇恨；而冯玉祥将军于 1943 年、1944 年两次赴自贡开展“节约献金救国运动”演讲，通过社会层面的宣传发动，深深点燃了知识青年的爱国激情。同时，在毗邻自贡市的荣县，另一位关键人物——曾历任四川省军管区参谋长、兵役部次长、全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指导委员会常务委员、兵役局局长的徐思平，也于1943年与1945年两度返回家乡，以官方身份亲临督导、宣传知识青年从军，为运动注入强劲推力。多方力量在此交汇，为自贡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的蓬勃兴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因此，自“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发起后，无论是赴印度参加远征军，还是后续应征青年远征军，自贡知识青年均满怀豪情，积极报名从军、纷纷写下从军志愿书。今日再读那些从军志愿文档，依然能感受到他们澎湃的热血、爱国的情怀。为此，我们从馆藏档案中选取了八份知识青年志愿书予以展示。
△何希恕，男，18岁，辽宁海城人，就读于国立东北中山中学。东北沦陷后，他背离了世代相依的乡土，流落内地十三年。他父亲是一名军人，在南京保卫战后音信杳无。他身负国仇家恨，志愿“献身给争取自由的军旅”，迫不及待地要投身于抗击侵略者的战场。
△胡永常，男，22岁，自贡市人，蜀光中学修业。先后就职于何市乡中心学校、贡井盐场公署。面对敌寇侵略，他深刻认识到“青年为国家之基石”“吾为国民之一份子，保土杀敌，是我们应尽之责任”，所以毅然“牺牲个人的一切，参加这神圣而伟大的战争”，展现出知识青年的使命担当。
△鞠天堃，男，18岁，湖北孝感人，国立东北中山中学学生。他在自传中写道“我要穿上征衣、拿着枪杆，奔向挽救民族的最前线，冲向敌人的大后方”。他在从军调查表中还写下了“愿颅作酒杯，饮尽仇敌血”的誓言。在他的自传中透露，父亲是威远县邮政局局长，他其实就是一个“官二代”。据档案记载，1944年12月底，他作为第三批赴印远征军一员，进入重庆荣昌军政部教导一团训练，后转入重庆璧山青年远征军第201师，1945年3月飞赴印度密支那整训，并加入新一军。由于档案资料的局限，其后续情况也不得而知。
△刘燕生，男，18岁，北平人。 “七七”事变后，随父举家辗转流亡到自流井。在自流井完成小学、初中学业，后在国立东北中山中学肄业。本是花样青春的少年，在家国蒙难之时，却不得不直面生死，“人生没有不死的，但是要死的（得）有价值”，抱着必胜的信念加入远征军，“踏平三岛，然后再回到这可爱的祖国”。
△陈国衡，男，19岁，广东潮阳人。父亲早逝，1941年故乡沦陷后，家破人亡，母亲及弟妹流落异乡不知所踪，他孤身逃亡辗转于西南多省，最终到达自流井。逃亡期间，他举目无亲、孤苦无依，他曾三度失学、辗转逃亡。为此，他立下志愿、发奋图强，“他日效命疆场，为国家、为家庭报此不共戴天之仇”。
△吴伊人，男，21岁，湖北黄岗人，安徽大学理学院肄业。时任久大盐业公司自贡模范盐厂副产技术员。因日本侵华战争不断深入，他从上学的南京、安徽一路退却、一路流浪，饱受国家与家庭磨难，由此“永远立下投身杀敌的决心”，从军后“愿为一位空中的战士，飞到东京炸平三岛”。
△王石琰，男，22岁，自贡市人，私立蜀光中学高中肄业。当时他已在盐场供职多年，目睹山河破碎，毅然放弃大后方相对稳定的生活工作，以“荷戈杀敌”为职责，以“匈奴未灭、何以为家”为理想，以“有敌无我、有我无敌”之决心 ，以“求得全人类的平等自由”之信仰，参加青年远征军，“敌人不灭，誓不生还”。全篇一气呵成，慷慨激昂，读之令人热血沸腾。
△黄从文，男，18岁，自贡市人。因年少丧父，家道中落，无力继续学业，于蜀光中学初中肄业后，先后就职于报社、商行，努力承担起家庭生活重担。面对倭寇魔掌深入，眼见“多少同胞被蹂躏，多少财产被火焚”，舍弃为家分忧的工作，“报名从军，以效国家，尽忠国家，我之愿也”，体现了自贡青年的勇气担当和家国情怀。
这些自贡知识青年写下的从军志愿书，虽有的字迹稚嫩，却字字叩击人心，成为自贡这座城市在抗战岁月里，最鲜活也最厚重的精神印记。
下期《档案记忆》，我们将继续循着馆藏档案，走进自贡知识青年的从军历程，看他们如何带着志愿书中的誓言，奔赴印缅战场或投身青年远征军，将“报国”二字写进真实的烽火岁月里。
（未完待续）
文中档案均藏于自贡市档案馆
※ 文中那些风华正茂的青年如健在，大多已逾百岁，关于他们入伍后的人生履历，我馆档案中暂未发现。在此，我们殷切期盼文中所及当年热血报国青年的家属后辈、同事好友及社会各界提供其相关线索，补全他们的人生历程，并录入我馆“盐都儿女”系统，供后世永续缅怀。
编辑：曾航
责任编辑：刘汶林
编审：韩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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