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考作为义务教育阶段的终结性评价和高中教育的选拔门槛，其存在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它构建了相对明晰的学业评价标准，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为高中阶段教育提供了分流依据。
取消中考的倡导，植根于对“唯分数论”教育生态的深刻反思，其背后承载着多重教育理想。首先，取消中考可以打破应试枷锁，回归育人本质。最直接的积极意义在于解放学生，当“一考定终身”的指挥棒消失，初中教育有望从机械刷题转向能力培养、人格塑造与兴趣探索。体育、美育、劳育将获得应有的课程空间，“五育并举”从口号落地为实践。其次，取消中考可以缓解全民焦虑，守护身心健康。沉重的备考压力是青少年心理问题的重要诱因。取消中考能从制度上为“内卷”降温，让家庭告别“补习军备竞赛”，为学生营造更宽松的成长环境，这对提升一代人的幸福感与心理健康意义深远。最后，取消中考可以倒逼评价改革，推动多元发展。它将强制教育系统建立更科学、全面的学生评价体系，例如结合学业水平测试、综合素质档案、实践经历等多元指标。同时，高中学校为吸引生源，必须发展办学特色，实现从“选拔适合教育的学生”到“创造适合学生的教育”的转变。
然而，任何重大改革都需直面现实土壤，取消中考在目前阶段，可能引发一系列严峻挑战。公平性可能遭受更大冲击。在优质教育资源分布不均的背景下，若以综合素质评价等主观性较强的指标替代中考分数，特权家庭操作空间可能增大。农村、寒门学子在“软实力”竞争中或将处于更不利地位，教育公平的基石可能被动摇。执行标准模糊可能引发新的混乱。如何确保综合素质评价的客观、透明与可比性？由谁记录、如何监督？这些都是世界性难题。若标准模糊、各自为政，可能导致录取工作陷入争议，甚至滋生新的教育腐败。可能加剧阶层固化与隐性不公，在缺乏刚性选拔标准时，家庭资本、社会资源的影响力会显著上升。优质学位分配若依赖“就近入学”或“综合表现”，可能助推“学区房”价格新一轮暴涨，或使录取标准向中产以上阶层青睐的素养倾斜。
取消中考绝非简单的“取消”或“保留”二元选择题，它本质上是一场关于“我们想要什么样的教育”的社会大讨论。它既是教育理念的进步——试图将孩子从压抑个性的流水线上解救出来；也是对教育治理能力的极限考验——在一个人口众多、地域差异巨大的国家，如何设计出既能激发活力又能保障公平的精密制度。
取消中考，其利在长远，其弊在当下。它描绘了一个尊重生命成长规律的教育乌托邦，但也可能在不成熟的条件下，成为加剧分化的催化剂。或许，我们更应关注的不是“是否取消”，而是“如何超越”——即如何构建一个即便没有单一选拔考试，也能让每个孩子的努力被看见、才华得以施展的多元评价与升学体系。
教育改革从来不是浪漫主义的跃进，而是理想与现实反复博弈的谨慎平衡。在找到能真正替代中考、且更能保障公平与效率的方案之前，任何变动都需如履薄冰。毕竟，教育的每一次转向，都关乎无数个体的命运与一个国家的未来。（程霞）
编辑：胡倩
责任编辑：陈翠
编审：喻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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