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干部队伍建设也是如此，只有保持流动，才能保持活力。
治国之要，首在用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形成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良好局面。”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也提出“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常态化”。近日，《人民日报》刊发文章《让领导干部能上能下成为常态》，强调扎实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常态化，从事业出发选贤任能、治庸汰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才有坚实保障。
但在个别地方，“能上能下”口号喊得响，落实却打了折，变成“只上不下”“重上轻下”，不仅偏离了机制初衷，也助长了少数干部的“躺平”心态。
如何打破“重上轻下”的隐性规则，让“下”更合理、更服人，考验的是担当，更是智慧。
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正式印发《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规定》。其后，不少不能为、不想为的干部得到调整，想干事、会干事的干部也更有奔头。不过，受诸多因素影响，“重上轻下”的问题却未完全根除。
“下必有过”的传统观念。长期以来，干部调整被简单等同于“提拔”或“处分”。“上”意味着肯定与进步，“下”则容易和犯错、失职等挂钩。在这种观念影响下，往下调整现职干部，往往会被直接解读为“出了问题”。部分单位因此顾虑重重，既害怕影响队伍稳定，更担心被质疑用人不公。
“好人主义”的处世哲学。一些领导干部奉行“多栽花少栽刺”，遇到“下”的问题就绕道走。他们认为“只要不是违法违纪，何必难为别人”，也害怕向下调整会得罪人、结怨气，影响自己的领导形象和人际关系。这种“和稀泥”心态，使得“庸者下、劣者汰”的硬性要求，变成了“可下可不下，最好不下”的弹性操作，纪律的防线就难以守牢。
“一下了之”的惰性思维。干部“下”来之后怎么办？如果缺乏清晰的配套机制，“下”就可能成为一些干部职业生涯的“终点站”，这在无形中造成普遍的抵触情绪和焦虑心态。一些单位在落实制度时简单粗暴，常常“一下了之”，只重调整、不重关怀，让“下”了的干部感觉没有盼头、再无机会，思想包袱越来越重，进一步削弱了机制的公信力。
那么，“重上轻下”会给干部队伍建设带来哪些危害？
其一，稀释队伍战斗力。“下”的通道不畅，会给一些干部造成“干好干坏都一样”的错觉。少数能力不足、状态不佳的干部占着位子、不作为，不仅浪费宝贵的领导职位资源，更会挫伤实干者的积极性。长此以往，组织发展的“死海效应”会进一步显现，导致人才质量下降，组织活力衰退。
其二，扭曲用人风向标。用人导向是最根本的导向。如果“重上轻下”成为潜规则，就等于告诉干部，只要不犯大错，职位就是“铁饭碗”，晋升不看能力看资历，不靠实绩靠关系。这可能导致部分干部将精力用于经营关系而非干事创业上，继而助长投机取巧、敷衍塞责的风气，污染工作生态。
其三，延误事业发展期。领导干部是推动落实的“关键少数”。在其位不谋其政、不胜其任，必然导致决策部署在“最后一公里”打折扣、搞变通，甚至贻误时机、阻碍发展。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任何一个岗位的效能不能充分发挥，都可能影响一个领域、一个地方的改革进程与发展步伐。让不合适的人占位，就是对事业、对组织的不负责任。
如何破除“重上轻下”迷思，科学辩证落实“能上能下”，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重要命题。
首先，必须明确，“能下”不是简单的否定干部，而是人岗相适的动态调整。要积极宣传“上下是常态”“下了还能上”的理念，祛除对“下”单纯负面的标签。年轻干部更要破除“提拔别人就是我不如人”的自我怀疑。通过典型案例解读，让干部本人理解，从重要岗位调整到合适岗位，是正常的人才流动，也是组织的另一种培养和保护。观念通了，阻力自然也就小了。
其次，“下”得有依据，才能让人服气。要不断细化不适宜担任现职的具体情形，既要看是否违纪违规的硬条件，更要聚焦履职成效、担当精神、作风状态、群众口碑等软指标，让考核评价体系可量化、可评议、可核实。同时，规范动议、研判、调整、谈话等程序，避免随意性和“暗箱操作”，确保“下”的过程公正透明、经得起检验。
最后，对调整下来的干部，要做好引导。为他们指明改进方向，并提供更多学习培训的提升机会。对表现优秀、符合条件的，更应允许其再次“上”，真正让干部“下”后不气馁、有盼头，重整旗鼓再出发。
“能上能下”，关系人心向背，关乎事业兴衰。破除“重上轻下”积弊，非一人之力，也非一日之功。既动真碰硬，又抓实抓细，把制度刚性约束与组织温情关怀结合起来，“上下有序”，让奋发有为者脱颖而出，才能激活干部队伍的一池春水。
编辑：胡倩
责任编辑：陈翠
编审：韩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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