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通过档案数据见证了蜀光中学抗战期间的升学奇迹，也从学子们的专业选择里，读懂了一代人深埋心底的使命与担当。那些在战火中考入名校的蜀光少年，没有辜负时代的期许，更没有忘记“尽心为公，努力增能”的校训。他们带着在校园里锤炼的本领与情怀，奔赴祖国需要的地方，用一生践行了“以学报国”的誓言。今天，就让我们继续循着历史的足迹，探寻蜀光精英的家国实践，解码这份教育奇迹。
超高的升学率、务实的专业选择，让当年蜀光精英成长为支撑国家建设、发展的栋梁之才。在当年的510名毕业生中，有投身抗日战场的远征军战士，有推动国家建设的院士专家，有深耕教育领域的学界泰斗……他们用一生践行了少年时的家国承诺，也用一生的奋斗创造出一个个家国奇迹。
胡海涛（1923年10月21日—1998年10月30日），籍贯四川荣县。中国著名的工程地质与环境地质学家，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1938年8月考入私立蜀光中学高一班，1941年考入国立中央大学地质系。是长江三峡工程早期地质勘察的关键负责人，为三斗坪坝址的选定奠定基础；主持青藏铁路选线及水文地质调查，为铁路穿越“世界屋脊”提供科学依据；负责广东大亚湾核电站区域地壳稳定性研究，守护核电安全。1997年，荣获中国地质界最高荣誉——李四光地质科学奖。
李公天（1920年12月—2014年3月1日），籍贯四川自贡。中共中央党校教授。1939年8月考入私立蜀光中学高二班，1942年6月考入国立中央大学。1946年夏毕业后到北京大学进修一学年。1948年参与筹备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和全国学联的工作。1949年3月起在青年团中央宣传部工作。1957年7月1日调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哲学教研室工作，先后参加了三本著名哲学书的编写工作，即：1961年艾思奇主编《辩证唯物主义及历史唯物主义》;1981年韩树英主编《通俗哲学》;1982年韩树英主编《 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担任过中央党校创办的《理论月刊》主编。
黄楠森（1921年11月29日—2013年1月24日），籍贯四川富顺。当代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哲学教育家。1939年8月考入私立蜀光中学高二班。1942年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1943年转入哲学系学习。期间一度投笔从戎，参加远征军。抗战胜利复校后，1947年重回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1948年本科毕业后继续攻读研究生。从1950年起开始在北京大学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毕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教学和体系建设，在中国哲学界享有崇高声望。
刘克果(1923—1995)，更名刘放,籍贯四川威远。1939年8月考入私立蜀光中学高二班，1942年考入西南联大外文系。在西南联大上学时参加远征军，抗战胜利西南联大复员后进入北京大学西语系继续学习，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1947年底在冀东解放区参加革命。解放后先后任河北省歌舞团副团长、河北省师范大学艺术系主任、音乐系主任、中国音乐家协会河北分会副主席。从1948年开始创作了数十首歌曲，曾广泛流传。参与整理的民间音乐参加了第一届全国音乐汇演并被评为优秀节目，于1959年被选送参加第七届世界青年联欢节，获银质奖章。
王蜀龙（1925年——），籍贯四川富顺。1939年8月考入私立蜀光中学高二班，1942年考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1943年11月参加抗日远征军，担任上尉翻译官。协助美军官在云南南部训练中国陆军，曾参与滇西抗日战役。1945年转调美国，为太平洋开展对日反攻协助美军训练中国空军。1946年获美国“铜质自由勋章”。战后，他赴美深造，先后于密苏里大学、华盛顿大学求学，获化工学士、硕士及博士学位。毕业后任教于堪萨斯大学化工系，1957年后，转入工业界，参与了美国计算机网络的早期创建工作，为美国知名的计算机应用和人工智能专家。晚年，投身教育事业，在纽约佩斯大学担任教授，讲授人工智能与数据库设计。2016年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
欧阳渊(1923—1998)，籍贯湖南平江。1940年8月考入私立蜀光中学高三班，1943年考入西南联大化学系。1944年参加远征军，任译员，参加过保山战役。西南联大复员后进入清华大学继续学习，并参加革命。解放后从事煤炭科学研究，1980年初，被任命为煤炭部化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兼所长，主要从事煤的气化、液化开发工作。1983年建起了我国第一个也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液化实验室，成为我国开展煤炭气化液化研究的奠基人之一。随后完成了由煤炭转化为石油的工艺试验，获得了国务院对有突出贡献科学家颁发的荣誉证，享受国家特殊津贴。
张思敬（1930年4月—2021年11月1日），籍贯四川江津（今重庆江津）。1944年考入私立蜀光中学高七班，1947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学系，1952年毕业于土木工程系并留校工作。历任水利系党总支书记、电机系党总支代理书记、自动化系党委书记等职。1978年后先后任水利系党委书记、校党委组织部部长、校纪委副书记、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1988年9月任校党委常委兼纪委书记。离休前后，组织参与校史研究工作，主编了《清华英烈》《清华人物志（四）》。参编《蒋南翔文集》，共同主编《清华大学志》。
战火中的教育奇迹，绝非偶然。蜀光中学能培养出如此多优秀学子，背后藏着清晰的育人密码。
（一）优质师资呵护学生成长
张伯苓接办私立蜀光中学后，带来的不仅是先进的教育理念，将蜀光中学成功融入南开教育系列，更吸引了一批高水平教师在蜀光中学任教。1939年私立蜀光中学教职员名册显示，全校56名教职工中，48人（占85.7%）接受过高等教育。其中，毕业于国立清华大学1人、国立北京大学5人、国立中央大学6人、齐鲁大学5人、南开大学4人、燕京大学3人、国立浙江大学2人，另有2人拥有海外留学经历。据有关资料显示，1940年中国接受过高等教育人数占比仅为万分之4至万分之7之间，累计约30万人左右。与此相比，足见当年私立蜀光中学教师队伍的“含金量”。
从籍贯分布来看，教师群体呈现出鲜明的“外省精英主导、本地辅助支持”的结构特征。核心教学力量多为山东、安徽、河北、江苏等东部省份的学者，他们大多因抗战烽烟被迫内迁，怀揣着“保存文化血脉、培养建国人才”的使命感，将先进教育理念、科学教学方法和个人救国热忱带到蜀光中学教学之中；四川本地教职工则主要承担后勤、事务等辅助工作，为学校的正常运转提供保障，形成了优势互补的育人团队。更值得关注的是，还有14名拥有南开系列学校工作经历的教职工，他们成为南开教育传统的“传递者”，确保了“公能”精神、教学模式等核心育人理念在蜀光的精准延续与成功移植。
私立蜀光中学1939年第一学期教职员一览表（自贡市档案馆藏）
（二）全面教育夯实成才根基
1938年，喻传鉴校长（1888—1966，浙江嵊县人。毕业于国立北京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硕士。中国近代著名的爱国教育家，是南开系列学校的缔造者之一）执掌私立蜀光中学具体工作后，亲自制定《新蜀光三年教育计划》,其中重点是加强“公”“能”训练，充实学生基本智能，让“公能”精神从口号转化为可落地、可感知的教育实践。
这份贯穿全面教育理念的规划，最终演进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课程体系。学校不仅开设了国文、英语、算学、化学、历史、地理、物理等基础学科，夯实学生的知识根基；还针对性地设置了体育、音乐、童军、军训、劳作、图画等课程，其中军训与劳作课程贴合战时需求，既锤炼学生的纪律意识与抗压能力，又培养其动手实践技能，为未来投身国家建设或国防事业做好准备。
课堂之外，学校通过丰富的校园活动滋养学生成长，多次组织游艺会、话剧演出、歌舞表演等艺术活动，既舒缓了战时的紧张氛围，又提升了学生的审美素养与表达能力；壁报创作、露营实践、社团活动等也成为学生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让学习不再局限于课本，而是延伸到更广阔的实践场景中。校友黄楠森回忆：“蜀光重视学生的学习成绩，但并没有使学生成为考试的奴隶。我们的课外学习和课外活动也是丰富多彩的……有进步意义的课外活动，如出壁报，露营演话剧等，也成为学生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校友张思敬回忆：“学校极其重视体育活动。学校15点放学，15点至17点是体育活动时间，有的同学办壁报，有的同学看小说或参与社团活动，每学期都有运动会。”
此外，对于任课教师，学校坚持推进专任教师制度，杜绝“一师兼科”现象，要求教师、学生必须住校，学生作业教师必须全数批改……严格的教育管理制度，让私立蜀光中学的课程体系教育成效明显。
（三）优质办学环境提升学生素质
1937年学校从东兴寺迁至伍家坝校区后，私立蜀光中学成为全省校园面积、校舍环境一流的中学，硬件设施甚至超过了当时一些高等院校。档案记载显示，学校在川康盐务管理局、民国自贡市政府以及众多盐商的支持下，先后修建男女生宿舍、修复被日军轰炸的校舍，开挖了能容纳数百人的防空洞，修建了室外游泳池、室内运动教室，这些硬件设施，为学生们成长提供了坚实保障。
学校不惜花费重金，从外地订购物理、化学、生物仪器和耗材，建立起了不逊于普通大学的物理、化学、生物教学实验室，让学生在动手实验中感悟学科知识，极大提升了理科教学的实操性；在文科方面，学校购置了大量图书和报刊，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的课外学习资料。据校友王蜀龙回忆，“当时学校图书馆已有1万余册藏书，为学生学习提供了坚实保障。”
1941年秋，《私立蜀光中学三年计划》（自贡市档案馆藏）
回望私立蜀光中学的那段岁月，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组亮眼的升学数据，更是一群少年在战火中的坚韧与担当，一所学校在乱世中的坚守与作为。如今，战火早已远去，但蜀光中学传承的精神依然闪耀——对知识的求真，对家国的担当，对理想的坚守。这些藏在泛黄名册里的故事，永远是值得我们铭记的精神丰碑。
编辑：冯方湲
责任编辑：金艳
编审：喻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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