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工信职业学院大一学生林同学，因在校内兼职送外卖，收到学校“违纪处分告知书”，拟给予警告处分。尽管校方后续中止处分流程，这起事件绝非简单的“校规与学生需求冲突”，而是当下高校“保姆式管理”思维与青年群体“社会化成长需求”之间深层矛盾的缩影，更折射出高等教育在“育人”与“管人”之间的失衡。
事件表象是“学生兼职受处分”，核心是高校管理逻辑错位。学校以“违反学生公寓管理规定”这一模糊条款拟处分，未明确禁止“校内送外卖”，甚至仅以“新生大会口头提醒”作为依据——这种“规则模糊化”“处罚随意化”的管理方式，本质是“保姆式管控”的惯性：将大学生视为需要全方位保护的“未成年人”，而非具备独立人格的“成年人”。从“禁止宿舍挂床帘”到“限制课余兼职”，此类“一刀切”管理屡见不鲜，背后是高校对“风险”过度焦虑：害怕外卖车辆引发安全事故、担心学生兼职影响学业、担忧食品安全责任归属……于是用最简单的“禁止”替代最复杂的“引导”，用最僵硬的“处罚”替代最温暖的“关怀”。
大学生现实需求，恰恰是“社会化成长”的必然。林同学等家境困难学生选择校内送外卖，并非“不务正业”，而是应对经济压力“生存选择”——这种选择背后，是青年群体对“经济独立”渴望、对“社会经验”需求。大学作为“从校园到社会过渡场域”，本应鼓励学生通过合法劳动锻炼责任意识、沟通能力与抗压能力，正如刘强东大学期间靠送外卖、做家教赚取学费，这些经历恰恰成为其商业洞察力的“磨刀石”。然而，部分高校却将“社会化成长”视为“风险源”，用“圈养式管理”剥夺学生实践机会，这种“因噎废食”逻辑，不仅违背“劳动育人”教育本质，更让学生在“被保护”中失去“独立行走”能力。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管理思维正在加剧“教育公平”的隐忧。对于家境优渥的学生，或许可以通过家庭支持规避经济压力；但对于困难学生，“校内兼职”可能是维持学业的“刚需”。当高校用模糊规则禁止此类兼职，实则是将“经济压力”转化为“成长障碍”——困难学生要么放弃兼职，承受生活负担；要么“偷偷兼职”，面临处分风险。这种“隐性排斥”，与“扶困优先”教育政策背道而驰，也让“教育公平”沦为空谈。
事件解决不能止步于“中止处分”，更需推动高校管理思维转型。高校应摒弃“保姆式管控”，转向“引导式服务”：一方面，细化校规，明确“兼职边界”——例如允许学生在不影响学业、不扰乱秩序的前提下合法兼职，同时制定“配送规范”以避免安全隐患；另一方面，优化“勤工助学体系”，为困难学生提供更多适配岗位，而非让他们在“灰色兼职”中挣扎。更重要的是，高校应重新定义“育人目标”：不是培养“守规矩的乖孩子”，而是塑造“能独立的成年人”——让学生在规则框架内学会自我管理，在社会实践中积累成长经验，这才是大学“立德树人”的真正内涵。
大学生校内送外卖受处分，看似是“小事”，实则是“大事”——它关乎高校如何平衡“管理”与“育人”，关乎青年如何实现“社会化成长”，更关乎教育能否真正“成就人”。唯有打破“保姆式管理”桎梏，让高校成为“托举者”而非“管控者”，才能让每个学生都能在劳动中收获尊严、在实践中实现成长，这正是这起事件留给所有教育者的深刻命题。（张旭莲）
编辑：金艳
责任编辑：余凤
编审：吴山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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